動中的對比，實際也體現了敘述者的感情傾向。這就是前人所說的“寓褒貶於敘事之中”。這種含而不露的褒貶，是經由文學的感染來傳達的。
為了再現歷史上的場景和人物活動，《史記》很多傳記，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構成的。如信陵君的傳是由親迎侯生、竊符救趙、從博徒賣漿者流遊等故事構成的；廉頗和藺相如的傳是由完璧歸趙、澠池會、負荊請罪等故事構成的；孫武的傳主體是吳宮教戰的故事；孫臏的傳包含教田忌賭馬、馬陵道破殺龐涓等故事……。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勝列舉。眾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構成了《史記》文學性的基礎。雖然先秦歷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記》相比，不但數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戰國策》中少數幾個故事，也顯得簡陋得多。以後的歷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記》那樣的情況①，這是《史記》在中國眾多的史籍中特別具有文學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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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裡也有史學和文學逐漸分離的必然因素。
《史記》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於戲劇性的。司馬遷似乎很喜歡在逼真的場景、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展開他的故事，由書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動以表現自己，使讀者幾乎忘記了敘述者的存在。如《李將軍列傳》中的一個場景：
（李廣）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
這像是一個很好的戲劇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鴻門宴”故事，簡直是一場高潮迭起、扣人心絃的獨幕劇。人物的出場、退場，神情、動作、對話，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氣，就可以改寫成真正的戲劇作品在舞臺上演出。這一類戲劇性的故事，具有很多優點：一則具有逼真的文學表現效果；二則避免了冗長鬆緩的敘述，具有緊張性，由此產生文學所需要的啟用力；三則在尖銳的矛盾衝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記》以“實錄”著稱，這是指司馬遷具有嚴肅的史學態度，不虛飾、不隱諱。但他的筆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實的。為了追求生動逼真的藝術效果，追求對於讀者的感染力，他運用了很多傳說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細節方面進行虛構。這是典型的文學敘述方法。
另外，《史記》所創造的“互見法”，也同時具有史學與文學兩方面的意義。所謂“互見法”，即是將一個人的事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複。為了使每一篇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徵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徵和次要經歷。這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因為《史記》是以人物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許多人的傳記中涉及同一件事，為了避免重複而又能把事件敘述清楚，司馬遷就在不同的傳記中從不同的角度敘述同一件事，這樣就既突出了每個人在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給人以重複之感。這是事件互見法的意義。透過人物和事件的互見法，司馬遷使《史記》既有了史學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學的可讀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積累。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個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戰國策》，人物的描寫更為細緻，性格也更為鮮明。但由於它們以歷史事件為本位，人物的描寫只是片斷地散見於敘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專寫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過，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許多故事結集在一起，相互之間沒有內在的聯絡。總之，在漢代以前，還沒有出現完整的人物傳記，人物形象的刻畫，總的說來也還比較簡略。《史記》在這樣的基礎上，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把中國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提高到一個劃時代的新高度。
從總體上說，《史記》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數量眾多、型別豐富、個性較鮮明三大特點。它以大量的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其中寫得比較成功、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項羽、劉邦、張良、韓信、李斯、屈原、孫武、荊軻等等，就有近百個。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這些人物來自社會的各種階層，從事各不相同的活動，經歷了不同的人生命運。從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敗者，有剛烈的英雄，有無恥的小人，共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