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賦》描寫了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象，傷今懷古，開了後來紀行類賦的先河。《大人賦》則描寫了幻想性、傳奇性的自然景色，上繼楚辭的傳統，下開遊仙文學的先河。《長門賦》雖不能肯定是司馬相如所作，但至少是當時宮廷文人圈子中的產物，其中細膩地描寫了皇后的孤獨與悲哀，開了後世“宮怨”文學的先河。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而且上述幾篇，都屬於傳統的騷體賦，表現了司馬相如在辭賦寫作方面的多種風格和多樣才能。
在武帝的宮廷文人中，枚乘之子枚皋（前１５６—？）與東方朔（前１５４—前９３）是兩個詼諧滑稽之才，身份更接近於宮廷弄臣。枚皋常隨武帝出遊，“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皋則“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漢書》本傳）。他寫作速度很快，數量也多，質量卻不高，是一種“詼笑嫚戲”之作，今皆已失傳。枚皋常“自悔類倡”，對自己的地位頗感痛苦。東方朔的命運與枚皋相似，但是他的思想遠比枚皋深刻。他嚮往戰國那樣能夠憑藉才能而出人頭地的時代，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結果卻只能在宮廷中扮演一個滑稽角色。他看到了自己命運的歷史與時代原因。《答客難》一文說到：自己雖有蘇秦、張儀之才，但時代卻非復戰國之舊了。漢武帝逐步削弱了諸侯國，實行徹底的中央集權，這使得原先能夠以客的身份在各諸侯國間自由來去計程車們只能完全聽任專制君主的擺佈，而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下，文人們的命運是“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這不能不使身懷不羈之才的文人們深感痛苦和絕望。唯一的出路，只是順應這個時代，求得苟且的生存。
《答客難》的出現，說明到了西漢中期，戰國時代的嫋嫋餘音已徹底消失，在專制制度的一統天下，文人必須作出新的人生選擇。後來，武帝周圍的文人大都不能善終，嚴助被殺，司馬遷受刑……，事實完全證實了東方朔的預感。《答客難》的形式來源於戰國諸子的駁論之文，而發展為一種新的文體。其後從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直到韓愈的《進學解》、柳宗元的《起廢答》等都仿效其體，名作甚多，可見其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期文人對於喪失自由的苦惱與悲哀，也表現在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等作品中。這些作品，都採用騷體賦這種適於抒發憤懣感情的體裁。司馬遷是傑出的歷史學家，董仲舒是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他們在有所作為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感到了與東方朔相似的苦惱，可見這是西漢中期文人由於政治局面與自身地位變化而產生的共同心態。
在武帝時期，除中央宮廷，一些諸侯王的宮廷也仍舊保持著提倡辭賦的傳統，只是其作用已遠不如西漢前期的諸侯王宮廷那樣重要。其中最為興盛的，是淮南王劉安（？—前著錄，劉安本人有賦八十二篇，其群臣有賦四十四篇，數量頗可觀。但今存者僅有題為“淮南小山”作的《招隱士》完整而可靠。這是一篇楚辭體的名作，主題是召喚隱士出山，語言清新流麗，有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寫，對後來寫兩種不同“招隱”——招隱士出山和招士人歸隱——的文學作品，有顯著的影響。
到了漢宣帝時期，辭賦創作繼續繁榮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宮廷裡招羅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漢書·王褒傳》）。當時最著名的辭賦家是王褒。王褒（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他的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十六篇，今存《洞簫賦》、《九懷》、《甘泉宮頌》、《碧雞頌》、《僮約》、《責鬚髯奴辭》等，其中以《洞簫賦》與《僮約》比較出色。《洞簫賦》是第一篇專門描寫樂器與音樂的賦，王褒之首創，蓋與西漢中期樂府音樂之盛有關，同時，也與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歡洞簫有關（《文選·三都賦》劉楠林注：“漢元帝能吹洞簫”）。《洞簫賦》的取材深受《七發》第一段的影響，但王褒將之發展為全賦，這無疑擴大了漢賦的題材範圍，開了後世的詠物賦和音樂賦的先河。《洞簫賦》中所描寫的自然景色，與《七發》第一段的類似描寫相比，是更為主觀化和浪漫化的，因而也是一個進步。《洞簫賦》雖多用騷體句，但雜以駢偶句，這也是首開其端的。自此以後，辭賦中的駢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樣，漸漸地多了起來。總之，這篇賦在各個方面都頗有獨創性。《僮約》和《責鬚髯奴辭》都是遊戲筆墨，大約都是為了宮廷娛樂的需要而製作的，開了後來蔡邕的《青衣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遊戲文字的先河。而且，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