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形勢的穩定，專制制度和君主權威的強化，以及辭賦的盛行，散文的內容和風格都相應發生重大的變化。
政論散文，仍以奏疏為主要形式而存在。徐樂的《上武帝書言世務》、嚴安的《上書言世務》、主父偃的《上書諫伐匈奴》、路溫舒的《上書言宜尚德緩刑》等，都是這一時期著名的政論文。但賈誼政論散文那一種慷慨激昂的熱情，大膽議論的態度，和來自戰國縱橫家的雄恣辯麗的風格，都明顯地削弱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幾篇賢良對策。他作為新儒學的設計者，文章充滿天人感應、陰陽災異的內容，其風格也一變為引經據典，典雅醇正。這種文章並無多少文學價值，卻代表了下一個時期政論文的主流。
另一方面，以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文章和桓寬的《鹽鐵論》為代表，西漢中期的散文出現追求對偶工整的趨向。司馬相如的兩篇文章，是奉武帝之命安撫蜀中民眾而作。他作為傑出的辭賦家，把辭賦寫作中所磨鍊的修辭技巧用於散文，使之產生對偶工整的美化效果。如《喻巴蜀檄》中的一段：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在司馬相如之前，鄒陽、枚乘等人的散文，便具有工麗的特點。但到了司馬相如手中，才有如此整齊，讀來音節鏗鏘。司馬相如之後，像桓寬《鹽鐵論》這樣一種經過整理的關於國家財政方針討論會的記錄，也有很多對偶工整的句子，說明這種文章風格在西漢中期已經越來越明顯了。後來成為東漢散文的普遍特色，繼而在六朝發展成駢文。西漢中期的散文，以司馬遷的成就最高。這不僅表現在下一章將要專門論述的《史記》，而且表現在他的僅存的一篇單篇文章《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直抒胸臆，悲憤滿腔，表現出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獨立個性的知識者在強大的專制制度迫害下巨大的內心痛苦，是漢代散文中難得的抒發情感之作。在中國文學史上，純粹的抒情散文，是從私人書信這一體中開始形成的。《報任安書》可以說直接啟發了這一傳統。即使在狹隘的意義上，這篇文章也影響了後世一系列的表述人生志向和人生感慨的名篇。所以，《報任安書》雖不代表西漢中期散文的主流，卻是很值得注意的作品。另外，司馬遷外孫、宣帝時楊惲的《報孫會宗書》，亦頗有外祖遺風，同樣是傳誦的書憤之作。武帝時期，由淮南王劉安招集其門下文士編纂的《淮南子》一書，彙集各家各派的學說，可以說是最後一部戰國諸子式的著作。它出現在完成思想統一的武帝時代，具有象徵意味。書中不但片斷地儲存了許多古代文獻資料，文章也頗有辭采。
第二章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於同樣高度。作為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為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為王朝的史官卻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強化的君主專制對於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１４５—約前８７）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於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遊。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遊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蹟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遊回來以後，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