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寫出完整的五言詩尚存在何種技術上的困難，只是人們還沒有充分發掘出這一詩體的優越之處，因而也就沒有形成寫作的風氣。
七言詩形成的過程同樣很長。典型的上四下三結構的七言詩句，在漢代以前已經很多見。《荀子》中篇幅相當長的雜言體的《成相辭》，就是以這種七言句為主的。其格式大體如：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悵悵。”近年在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中，也有好幾首類似的歌辭，可見這種歌謠體曾經很流行。楚辭中《橘頌》那一類四言形式，與《詩經》不同，如將兩句連續，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樹橘徠服，受命不遷生南國，深固難徙更壹志。……”可以說，在先秦文學中已經存在形成七言詩體的必要條件。
從現存資料來看，七言詩在西漢前期似並無發展，至西漢中期方顯示明顯的進步。武帝時由司馬相如等宮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門》、《景星》三章，均含有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後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脩名，周流常羊思所並。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佈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像這樣集中連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詩，在過去是沒有的。另外，《漢書·東方朔傳》說東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說他作有八言詩七言詩各上下篇；《文選·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見，武帝時代已經存在“七言詩”這樣的概念。不過據殘存的東方朔七言詩句來看，這種“七言詩”仍可以帶有語氣詞“兮”字。還有，相傳為武帝君臣聯句寫作的《柏梁臺詩》，是完整的七言詩。雖然不少研究者對它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但以當時詩歌寫作的情況來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過，七言詩的優越之處得到充分發掘，從而成為流行的詩體，還要經過漫長的時間。
在西漢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詩和接近於形成的七言詩，當時雖然還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後來的文學史上，它們的地位卻越來越重要，所以值得給予注意。
第二節 辭賦的興盛
西漢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聲勢大張。不但是楚地的歌謠，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創制的楚辭，也獲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諸侯王的愛好和提倡下復興起來，並透過南方文人之手，逐漸北移，流傳和影響到全國範圍。
在楚辭的影響下，漢代文人從事著新的創作。這裡既有模擬楚辭傳統風格和體式的，也有從楚辭中脫胎而出成長起來的新文體。對於楚辭和漢代新興的辭賦，當時人都通稱為“賦”或“辭賦”，並不加以嚴格的區別。但這兩者終究有性質上的不同，所以後人還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從根本上說，楚辭（或稱“騷體”）雖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舊是一種感情熱烈的抒情詩。而典型的漢賦，已經演變為一種介於詩文之間的、以誇張鋪陳為特徵、以狀物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體。這種辭賦，成為漢代文學（尤其是文人文學）的正宗和主流。
西漢前期，在傳統的以抒情為主的騷體賦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是賈誼。賈誼（前２０１—前１６９），洛陽（今屬河南）人。
年僅二十二歲，便受到漢文帝賞識，任太中大夫，參與國家事務，為朝廷中年輕有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銳，敢於說話，好論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滿，被貶謫到楚地任長沙王太傅，因此寫下了他的兩篇主要賦作：《吊屈原賦》和《鵬鳥賦》。
《吊屈原賦》是賈誼赴長沙途經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為吊屈原，實是自吊。其中說：“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輟�鬃鶼再猓�髭牡彌盡！薄氨搜俺Ｖ�壚淪猓�袢萃討壑�悖緩嶠���@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語言，來抒發自己受排擠遭打擊的憤慨。此賦前半多用四言句，後半多用楚辭式的長句，可見他在學習楚辭的同時又能有所變化。
《鵬鳥賦》作於賈誼謫居長沙時。某日有一隻鵬鳥（貓頭鷹）飛入賈誼室內，在當時的迷信中，這意味著“主人將去”，大不吉祥。賈誼正處於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無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賦自我寬慰。賦中以萬物變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執著於譭譽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學為解脫之方，卻在解脫的語言中深藏不可解脫的痛苦。這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