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方法，以此賦為開端，成為中國文學中常見的和典型的表現方法之一。
在文體特徵上，《鵬鳥賦》可以說是楚辭體與漢賦之間的一種過渡。由於重視說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經減少；它的文句，除去語氣詞“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齊的四言句，這已經脫離了楚辭的風格；賦的內容，以假設自己與鵬鳥的問答展開，也隱然開漢賦問答體的先河。因此，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這篇《鵬鳥賦》在西漢前期辭賦中都是值得重視的。
西漢前期，在諸侯國吳、梁的宮廷中，聚集了許多文人，大都能賦。只是他們的作品傳世不多，其中嚴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漢書·藝文志》著錄他的賦有二十四篇，在同時的賦家中是多產的一個。但現在可以看到的，僅有《哀時命》一篇，完全模擬屈原的風格。在這些宮廷文人中，最重要的賦家要數枚乘。
枚乘（？—前１４０）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先後遊於吳、梁。武帝即位後，慕名召他入宮，結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漢書·藝文志》著錄他的賦九篇，今存可靠而完整的，僅《七發》一篇，但這卻是標誌著漢代新體賦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面奠定了漢賦的基礎。
第一，《七發》是在一個虛構的故事框架中以問答體展開的。它假託楚太子因安居深宮、縱慾享樂而導致臥病不起，“吳客”前往探病，說七事以啟發之（《七發》之名即由此而來），最後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癒。這個虛構的故事框架雖然很簡單，卻擺脫了描述實際事件、抒發由此產生的感想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