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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上花列傳》的宗旨，作者在《例言》起首即宣告“此書為勸戒而作”，在第一回開頭又強調他是以“過來人”的身份“現身說法”，揭露娼家的奸詐，從而“發人深省”，裨迷途知返。這是舊小說常用的自我標榜道德價值的陳套，而這本書的實際情況至少並不是與之完全相合。在《海上花列傳》中，既看不到“才子佳人”的模式，也看不到把妓院寫成孕育愛情的溫床的浪漫筆調，卻又並非立意揭發妓女的罪惡。它揭示了嫖客以娼家為玩物、娼家處處謀取嫖客錢財的冷酷事實，但這是對事實的真實描述。而且作者始終沒有把注意力放在離奇的故事情節上，他所寫的大抵是平凡瑣細的生活場景，在這種場景中凸現人物的活動。
對任何一部小說來說，能否刻畫具有真實性的人物形象都是成敗的關鍵；而這種具有深度的刻畫能力，首先來自對人物的理解和同情。特別是妓女這一被人卑視的人群，沒有理解和同情根本不可能寫得真實。就此而言，《海上花列傳》是值得認真看待的。作者筆下的眾妓女，如沈小紅的潑辣，張蕙貞的庸懦，周雙玉的驕盈，趙二寶的幼稚，無不是躍躍如生。她們既非美好，亦非醜惡，她們只是非人的處境中的人。
在非人的處境中，她們既苦苦掙扎，也彼此爭鬥、相互炫耀，而愈發顯示出這種處境的可悲。特別到最後幾回，一面寫周雙玉因與朱淑人的婚姻之約成空，便鬧著逼朱淑人與她一同自殺；一面寫趙二寶久盼相約白頭的史三公子不至，重操賣笑生涯，被無賴“癩頭黿”恣意凌辱，這些淪落風塵的女子的無望的人生，令人不能不發出深長的嘆息。而作者描寫這一切，極少有誇張和過度渲染之處，他的敘述始終很平淡，細瑣如“閒話”，從中透出人物微妙的心理和人生的苦澀的況味。
這種筆法對一些現代作家（如張愛玲）有明顯的影響。魯迅也稱許《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中國小說史略》），在同時代的小說中，這是很難得的了。
《海上花列傳》在許多地方表現出小說藝術的進步，這種進步可以視作現代小說因素的成長，但它的敗筆也很明顯，比如第四十回前後寫名士宴集的一部分，仍舊陷入舊小說最常見的賣弄辭章學問的陋習，毫無意思。作為長篇小說，它的情節未免過於瑣細。另外，由於作者看不到新的人生理想，使得小說完全籠罩在灰暗的情調中，也缺乏社會批判的力度，這些都是明顯的缺陷。
清末寫妓院生活的小說還有多種，像《海上繁華夢》、《九尾龜》等，過去都流傳較廣，人們可以從中看到清末都市社會腐敗的景象。不過在藝術上，這些小說都遠不及《海上花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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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譴責小說
經過中日甲午戰爭失利、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軍侵華這一系列巨大的變故，古老的中國一步步滑到亡國的邊緣，國人對腐敗的清政府也完全喪失了信心。同時，清政府苟延殘喘，對社會的控制能力也越來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小說界出現了大量抨擊時政、揭露官場陰暗與醜惡的作品。這一類小說大都寫得很尖銳，但由於作者迎合讀者求一時之快的心理，描寫往往言過其實，顯得浮露而缺乏深度。所以魯迅認為這一類小說還不夠格稱作諷刺小說，就把它們別稱為“譴責小說”（見《中國小說史略》），其代表作家有李寶嘉、吳沃堯、劉鶚、曾樸等。除了這四人的作品，可以提及的還有黃小配的《計載繁華夢》和無名氏的《官場維新記》、《苦社會》等。
李寶嘉（1867—1906）字伯元，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他少有才名，擅長詩賦和八股文，曾以第一名考取秀才，卻終未能中舉，因而對社會抱有不滿。三十歲時來上海，先後創辦了《指南報》、《遊戲報》、《世界繁華報》，這幾種報紙經常刊登一些妓館、戲院的訊息及戲謔文字，是有較濃文藝氣的消閒性小報，為後來的文藝報刊的先導。另外，他還曾擔任過著名的小說期刊《繡像小說》的主編。
李寶嘉最著名的作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