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現形記》，也是譴責小說的代表作，共六十回，寫作於一九○一年以後的數年中，書未完稿作者就病故了，最後一小部分是由他的朋友補綴而成的。小說的結構大抵如《儒林外史》，由一系列彼此獨立的人物故事聯綴而成，魯迅概括其內容說：“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中國小說史略》）書中寫到的官，從最下級的典史到最高的軍機大臣，其出身包括由科舉考上來的，由軍功提拔的，出錢捐來的，還有冒名頂替的，文的武的，無所不包。總之，凡是沾一個“官”字，作者都要讓他們“現形”。
這部小說立意揭露官場的黑暗，有些地方尚能寫得有聲有色。如第二回寫錢典史巴結趙溫，想借他走他的座師吳贊善的門路，後來在一次聚會上見吳贊善對趙溫很冷淡，他的心也就冷了下來：
大家散了以後，錢典史不好明言，背地裡說：“有現成的老師尚不會巴結，叫我們這些趕門子拜老師的怎樣呢？”從此以後，就把趙溫不放在眼裡。轉念一想，讀書人是包不定的，還怕他聯捷上去，姑且再等他兩天。
寫一個小吏的心機，真是很細密。
但正如胡適《官場現形記序》所說，這部小說善於寫“佐雜小官”，“寫大官都不自然”。這也許是作者生活經歷所限。然而市井讀者的興趣，卻主要在於大官的隱秘，所以作者的筆墨也多花在這方面。而他所寫的大官的故事，大抵是魯迅所謂“話柄”（社會傳聞），沒有多少真實性。如第五回寫到何藩臺出賣官缺，在那裡清算帳目，繼而因為分贓不均，同他的親兄弟兼經手人“三荷包”大打出手，差一點弄得太太流產。大官僚透過出賣官缺中飽私囊，確是清末社會的一大弊端，但作者將此寫得猶如市井無賴的生意，這就沒有真正的“現形”的意義，也失去了批判的力量。而從全書來看，大部分是這一類漫畫式的筆調，所寫的官沒有一個是好人，而且這些人幾乎全部壞到沒有人性的地步。這固然可以使厭惡清政府的讀者感到痛快，但社會的複雜性、人性的複雜性就被處理得簡單化了。這樣的小說，很難說有多大文學價值；以揭發陰私為快，寫壞人必定壞到極端，這對後來的小說也起了不良的示範作用。
除了《官場現形記》，李寶嘉還作有《文明小史》、《活地獄》等長篇小說和《庚子國變彈詞》。
吳沃堯（1866—1910）字趼人，廣東南海人，因家居佛山，自號“我佛山人”。他出身於一個衰落的仕宦人家，二十多歲時到上海，常為報紙撰文，後與周桂笙等創辦《月月小說》，並自任主筆。他所作小說，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最為有名，此外還有《痛史》、《九命奇冤》、《電術奇談》、《劫餘灰》等三十餘種。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共一百零八回，自一九○三年始在梁啟超主編的《新小說》上連載四十五回，全書於一九○九年完成。小說以“九死一生”為主角，描寫他自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以來所見所聞的各種怪現狀。第二回雲：“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蚊；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可見其宗旨大致與《官場現形記》相類。不過，這部小說涉及的社會範圍比《官場現形記》要廣，它以揭露官場人物為主，又寫到洋場、商場以及其他三教九流的角色；除了大量的反面人物，還寫了九死一生、蔡侶笙、吳繼之等幾個正面人物。
吳沃堯性格強毅而多憤世之慨，所以文筆格外尖銳；他對社會問題的態度，是“主張恢復舊道德”（《新庵譯萃》評語），所以抨擊的矛頭，往往針對舊道德傳統的破壞。但描寫之中，“傷於溢惡，言違真實”（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情況，較之《官場現形記》更為嚴重。像苟觀察跪求新寡的媳婦嫁給制臺大人充當姨太太以便自己升官；符彌軒虐待祖父，逼得他向鄰居討飯，甚至幾乎將祖父打死；莫可基冒頂弟弟的官職，霸佔弟媳，又把她“公諸同好，作為謀差門路”，無不行同禽獸，絕無情理。以這種不近情理的描繪來批判社會統治階層的道德問題，是難以取信於人的。所以魯迅批評這部小說“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同上）。
在結構方面，《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也是單篇故事的串聯，但始終以“九死一生”的見聞為線索，較有連貫性。全書用第一人稱敘述，為過去的長篇小說所未見，可能是受了翻譯小說的影響。
劉鶚（1857—1909）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出身於官僚家庭，既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