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傳統的儒家教育，又對“西學”感興趣，懂得數學、水利、醫學，當過醫生和商人，均不得意。後因在河南巡撫吳大澂門下協助治理黃河有功，官至知府。他的思想與洋務派接近，曾幫張之洞籌辦洋務，自己也從事過鐵路、礦藏、運輸等洋務實業活動。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時，他用賤價向俄軍購買其所掠之太倉儲粟以賑濟饑民，後因此事被劾，謫徙新疆而死。
《老殘遊記》二十回，署名“洪都百鍊生”。一九○三年始刊於《繡像小說》，後又續載於天津《日日新聞》，一九○六年出了單行本。三十年代又曾印行二編前六回單行本，內容已不如初編，其中用字也與初編有所不同。全書為遊記式的寫法，以“老殘”行醫各地的所見所聞，串聯一系列的故事，描繪出社會政治的情狀。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攻擊時政甚烈，但作者對於社會與政治的看法，卻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劉鶚的情況則不同，他一方面堅決反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指斥“北拳（指義和團）南革（指革命黨）”為國家之禍害，一方面認為只有提倡科學、振興實業，才能挽救危亡。在《老殘遊記》的第一回中，他把中國比作一條顛簸於驚濤駭浪中的帆船，認為並不需要改換掌舵管帆的人，而只需要送一隻最準的外國羅盤給他們，就可以走一條好的路線。大抵像劉鶚這種比較新式的人物，行事頗有機變，而他們遇到的阻力，主要來自自詡方正而頑冥不化的守舊派。這種特殊性使《老殘遊記》與一般譴責小說不同，它揭露官僚的罪惡，物件主要是“清官”。作者在第十六回的“原評”中寫道：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
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睹，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
徐桐、李秉衡均是清末頑固派的代表人物，作者特地提出這兩個與小說本身並無關係的人物來，可以看出他揭露“清官”是別有用意的。小說中寫到的“清官”主要是玉賢、剛弼二人。曹州知府玉賢有轄地“路不拾遺”的政聲，靠的是對民眾的殘暴虐殺，一年中被他用站籠站死的有二千多人；被人稱為“瘟剛”的剛弼，自命不要錢，恃此濫用酷刑，屈殺無辜。他誤認魏氏父女為謀殺一家十三命的重犯，魏家僕人行賄求免，他便以此為“確證”，用酷刑逼供坐實。《老殘遊記》指出這種人名為“清官”而實為酷吏，揭露了封建政治中一種特殊的醜惡現象，確實是有見地的。但在具體描寫中，由於作者個人的感慨與憤怨，也有誇張失實的毛病。
《老殘遊記》作為小說來看，結構顯得鬆散，人物形象也比較單薄。但作者的文化素養很高，小說中許多片斷，都可以當作優秀的散文來讀。如寫大明湖的風景、桃花山的月夜、黃河的冰雪、黑妞和白妞的說書等，文字簡潔流暢，描寫鮮明生動，為同時的小說所不及。這也增加了這部小說的藝術價值。
曾樸（1872—1935）字孟樸，江蘇常熟人，光緒舉人，曾入同文館學法文，對西方文化尤其法國文學有較深的瞭解，翻譯過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曾參加康、梁變法，辛亥革命後進入政界，做過江蘇省財政廳長。一九二七年以後主要在上海從事書刊出版方面的文化活動。
曾樸一生著作豐富，而以小說《孽海花》最著名。此書初印本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後者是曾樸的筆名，前者是其友人金松岑的筆名。小說先是由金松岑寫了開頭的六回，而後由曾樸接手，對前幾回作了修改，並續寫以後的部分。全書原計劃寫六十回，金、曾二人已共同擬定了全部回目，但最後完成的只有三十五回。前二十五回作於一九○四至一九○七年間，後十回作於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一段時間。所以，《孽海花》已不完全是清末的小說。
《孽海花》主要描寫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戰爭三十年上層社會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以展現這一時期政治、外交及社會的各種情態。由於曾樸的生活年代較遲，又較多接受了西方思想，所以這部小說與其它譴責小說有明顯的不同。在政治傾向上，它是贊成革命的。從金、曾預先擬定的六十回回目來看，小說的結局是推翻清廷、革命成功。因此小說對清朝統治的批判也格外強烈，敢於把矛頭直指慈禧等最高統治者。
同時，作者宣揚了“天賦人權、萬物平等”的新思想，讚頌了孫中山等革命者。雖然，宣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不是小說的主要內容，但這種進步傾向是值得肯定的。
在創作宗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