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並不等同於由統治力量支援的“正統”，“傳統”中包含了多種成分的組合和與時為變的因素。歷史中某些變異因素因為符合時代和人心的需要，使傳統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自身就成為重要的“傳統”。新文學運動不僅主要是反對封建正統文化的（儘管它也有若干矯枉過正的地方），而且促成這一文學運動的內在力量，也正是在以往的文學發展過程中不斷積累起來的與封建正統文化相背離的變異因素。事實上，“五四”時代所提出的許多問題、許多主張在以前就曾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過，只是在這個時代，人們的態度更激烈、希望得到的解決更徹底；而在以前的文學發展中所出現的困難和反覆，在“五四”時代及以後也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現。至於西方文化的影響，應當注意到這是當時人們出於自身需要主動尋求所獲得的結果，這一事實其實可以證明中國文學已經發展到有能力汲取西方近現代文化營養以壯大自身的階段。沒有上述“需要”和“能力”，這種“影響”是無法單純從外部施加的。所以，儘管新文學具有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突變性，但它仍然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連貫的一環。
二、我們主要從元明清文學的發展趨勢來談“向新文學的推進”這個題目，既是因為在時間上總是需要有一個斷限，也是因為從元代以來與新文學相關聯的變異因素的成長較為連貫和明顯。為了下文敘述的方便，我們不妨把前面已經介紹的元明清文學的發展演變過程作一簡要的概括：元代文學一開始就擺脫了宋代文學以理智態度自我斂約的特點，走向情感的活躍與解放。這一勢頭在明代前期約一百年間受到封建專制文化的強大抑制，幾乎進入冰封狀態。從明中期開始，要求解放個性、積極表現自我的創造精神的文學思潮重新抬頭，至晚明達到高峰，並獲得豐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統文化的反撥和抑制。但這一次卻沒有達到明代前期的那種效果，晚明文學的種種特點在低潮狀態中得到頑強的延續。這表明中國文學中的變異因素已經廣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徹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發展成一個新的文學高峰。從晚明到清中期，雖然經歷挫折和起伏，文學發展的步履艱難，但所獲得的成果卻是巨大的，它給中國文學的面貌帶來了顯著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李贄和龔自珍這兩位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前後呼應，對封建文化的黑暗與愚昧發動了激烈的攻擊。而龔自珍的思想與文學在不同程度、不同意義上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陳三立、蘇曼殊等一代風雲人物。與此同時，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階層因為種種矛盾的困擾，開始更為積極地關注和更為深入地瞭解西方文化，元明以來在封建專制壓迫下爭取個性解放的歷史潮流，為西方具有相似內涵而在理論上更為完整和鮮明強烈的學說所激揚，遂由此催發了從文學革命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當然，強調“五四”新文學與元明清文學發展趨勢的內在關聯，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它作為“文學革命”的意義。因為在這兩者之間，不是自然而然的漸進，而是出現了突變的現象。元明清文學的發展步履艱難而屢經反覆，這是因為：從全國範圍來看，農業經濟、宗法制度、官僚制度三者相互聯絡地構成了專制政治與思想文化的牢固基礎和悠久歷史，在有限的地域範圍內產生的經濟形態的變化及與之相應的思想文化的變化，很容易被前一種力量所壓抑、扭曲和改造。而且，中國歷史也沒有提供像古希臘為近代歐洲所提供的那種可以經摹仿而取代現存政治結構的模式。在中國自身的條件下，出現全國範圍的社會變革和政治結構的重造，將是非常漫長的過程。所以，元明清具有反傳統思想的文人，一次又一次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因無法找到出路而感受到深重的苦悶。文學的所謂“變異”現象，也因而是緩慢曲折和不徹底的。經過清末以來數十年的變化，儘管社會條件依然不充分，但封建王朝畢竟崩潰了；知識階層擺脫與政權的關係而選擇自由職業的機會已普遍存在；科學與民主、個性解放等等，已不再是“西學”的概念，而被明確地理解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與合理前景。在這種有力的支撐下，文學的變革得以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上展開。
下面我們再從一些具體方面來論析。
三、“五四”新文學運動最特出的表徵是提倡白話文學①，其核心人物為胡適。在留學美國期間，他從各國文化的一般規律上意識到白話的優長：“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等等（見《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