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畫面絢麗，文采飛揚，朗朗上口。雖是得於駢文的修養，但它的恣肆熱烈，卻和向來講究淵雅的駢文不同。又如《新民說·論私德》：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雲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於眾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於眾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眾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為第一義。
邏輯嚴密，層次分明，說理透徹。
梁啟超的這種“新文體”，主要是宣傳性而不是文藝性的，要指出它的某些方面的缺點也很容易。但在當時，它完全打破了傳統的古文的束縛，灌注了思想解放的精神和作者內心的熱情，造就了新的文風。在古代散文向現代散文推進的過程中，它的作用極為重要。梁氏後來對此總結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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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清代後期的詞
清後期詞學很盛。在詞集的整理方面，譚獻選輯清人詞為《篋中詞》，王鵬運校刻五代至元人詞總集、別集及《詞林正韻》共五十七種為《四印齋所刻詞》，朱孝臧校刻唐至元人詞總集、別集一百七十九種為《彊村叢書》，都是詞史研究的重要資料，朱刻尤為集大成者。在傳統詞論方面也出現眾多著作，較著名的有譚獻《復堂詞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況周頤《蕙風詞話》等，立論多以常州派為宗，重視有寄託而表現含蓄。
這一時期詩文的創作與時事關聯密切，面貌多變，詞仍以傳統的面貌出現，顯得比較陳舊。但詞也並不是完全與時代脫離的，不可避免的歷史變化，尤其是傳統文化所面臨的深重危機所引起的傷感，也滲透在許多詞作中。如以一般的標準來衡量，清後期的詞不僅較多地保持著純文藝性質，而且寫作的技巧也相當高。但缺乏全新的創造，卻是它致命的弱點。在那一時代，詞比其他文學樣式更像是哀婉的“古典”回聲。比較重要的詞人有蔣春霖、文廷式、王鵬運、鄭文焯、朱孝臧、況周頤等，後四人並稱為“清末四大家”。
蔣春霖（1818—1868）字鹿潭，江蘇江陰人。曾為淮南鹽官，一生落拓。少年工詩，中年後專力為詞，負盛名。有《水雲樓詞》。他的部分作品在反對太平天國的立場上，寫出由戰亂而引起的世事衰殘之感，其餘則多抒發個人身世的哀傷。情調低徊，語辭精麗。下面是他的《唐多令》：
楓老樹流丹，蘆花吹又殘。系扁舟、同倚朱闌，還似少年歌舞地，聽落葉，憶長安。哀角起重關，霜深楚水寒。背西風、歸雁聲酸。一片石頭城上月，渾怕照，舊江山。
王鵬運（1849—1904）字佑遐，號半塘，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同治舉人，官至禮科掌印給事中。有《半塘定稿》。他的詞頗有關涉清末時事之作，透露出傷感的情調。
《念奴嬌·登暘台山絕頂望明陵》以懷古形式寫一種現實的感觸：
登臨縱目，對川原繡錯、如接襟袖。指點十三陵樹影，天壽低迷如阜。一霎滄桑，四山風雨，王氣銷沉久。
濤生金粟，老松疑作龍吼。惟有沙草微茫，白狼終古，滾滾邊牆走。野老也知人世換，尚說山靈呵守。平楚蒼涼，亂雲合沓，欲酹無多酒。出山回望，夕陽猶戀高岫。
朱孝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