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1931）原名祖謀，字古微，號彊村，浙江歸安（今吳興）人。光緒進士，官禮部侍郎。詞風近姜夔、吳文英，有《彊村語業》。下面是他的《鷓鴣天·庚子歲除》：
似水清尊照鬢華，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腸芒角森如戟，吟筆冰霜慘不花。拋枕坐，卷書嗟，莫嫌啼煞後棲鴉。燭花紅換人間世，山色青迴夢裡家。
朱氏詞作多閃爍其辭，不易理解。此篇寫對世情的不滿和厭倦，算是比較明白的。
另外，文廷式（1856—1904）有《雲起軒詞鈔》，詞學蘇、辛，與時流有異，多憂時傷政之作。鄭文焯（1856—1918）有《樵風樂府》，詞風近周邦彥、姜夔，詞作多寫作為一個遺老對於故國覆亡的痛切。況周頤（1859—1926）有《蕙風詞》，所作《蕙風詞話》對常州詞派的主張有所發揮。
王國維作於清末的《人間詞話》，是具有新的文藝觀念的詞論，我們將在終章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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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清代後期小說
鴉片戰爭爆發以後，隨著中國社會的劇烈動盪和各種思潮的紛紛湧起，小說的創作發生了顯著變化，不但數量有驚人的增長，從內容到形式，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
清後期特別是到了清末的一二十年間，小說印行之盛是前所未有的。據統計，僅清末小說（包括翻譯）就在一千種以上。造成小說如此興盛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商業城市的規模不斷擴大，市民對這種主要娛樂性讀物的需求不斷增長；二是新式的大眾傳播媒介的成長。清代後期以外國租界為主要基地，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報紙和期刊，據統計，至一九一二年，全國有報紙約五百種，期刊約二百種。這裡面除了專門刊登小說的期刊如《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之外，許多報紙為了吸引讀者，也以副刊的形式登載小說，隨報紙分送。這些報刊為孕育和傳播小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同時也在若干方面造成了這一時期小說的特點。
清代後期小說在題材和內容方面有許多新的變化。如果說，像《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等俠義小說，大體還屬於舊小說的範圍，那麼在狎妓題材的小說中，則既有陳舊的才子佳人模式，也有了像《海上花列傳》那樣冷靜的具有寫實意味的作品，反映了半殖民地化的中國都市生活的特有情景。而隨著人們對清政權越來越失去信心和清政權越來越失去對社會的有效控制（特別是在租界，官府已無權管理），以抨擊官場黑暗為中心的政治小說——即魯迅所說的“譴責小說”也大量產生，其尖銳程度是中國過去各類文學都從來未曾有過的。更進一步，還出現了一些以鼓吹革命為明確目標的政治宣傳小說。在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系列變化。
清代後期小說，大都仍是以章回小說的形式出現，但和傳統的小說還是有些明顯的不同。比如像古典小說中經常雜以詩詞的情況，在這一時期的許多小說中不大出現了；有些作者對長篇小說的結構，表現出有意識的追求（如《海上花列傳》）；有些小說，開始使用中國舊小說素來未有過的第一人稱敘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等。這些形式技巧的變化，往往是在傳統小說的基礎上借鑑了翻譯小說的長處，顯示出一些新的發展趨向。
但是，在小說產出如此之盛、由於特殊歷史條件寫作也相當自由的這一時期，小說的藝術成就卻並不高。不僅沒有出現清中期的《儒林外史》、《紅樓夢》那樣的傑作，而且除了《海上花列傳》，大多數小說都顯得浮露。之所以如此，除了許多小說是應報刊連載之需而斷續地寫成，缺乏完整的構思與精細的加工之外，重要的原因，大致有三點：
其一，清代後期小說除了俠義一類以外，那些反映現實社會情狀的作品，往往是作者依傍實有人物事蹟，採摭所見所聞而加以渲染而成。其結果，一方面是忽略了小說作為虛構藝術的特徵，在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方面缺乏想象力；而另一方面，在透過虛構人物故事反映生活真實面貌這一點上，又缺乏深刻的寫實性。
其二，與政治的關係過分密切，這特別表現於清末的政治小說。由於報紙、期刊的傳播功能和小說對大眾的吸引力，使得清末小說的社會影響非常大。因此一些主張變革的知識分子，普遍把小說視為一種改造社會的手段，並認為這才是小說的首要價值。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認為道德、宗教、政治、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