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藝乃至人心、人格的革新，都有賴於小說的革新；王鍾麒，也提出“今日誠欲救國，不可不自小說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說始”（《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他們把素來不入“大雅之堂”的小說，提高到空前的地位，這對促進小說的繁榮是有作用的。但同時也可以看出，這種以社會功利為首要目的的小說理論，與傳統的“教化”文學觀實有相通之處——儘管兩者政治立場和所重視的文學樣式不同。當然，小說確實具有一定的改造社會的功能，但作為一種藝術創造，首先不能離開作者個人的人生體驗和真實情感，以及強烈的敘述慾望。如果把社會功利放在首位，強調選材一定要做到“事實之於國事有關”，目的一定要放在“驚醒國民”、“裨益社會”（同上），對小說所造成的約束會是相當嚴重的。
其三，過多受到讀者趣味的影響。小說本來是大眾性的讀物，適應大眾需要是不可避免的。但優秀的作家，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獨立的創作立場。清末小說主要透過報紙、期刊來傳播，這種傳播方式具有商業性強、社會影響大、反饋速度快等新的特點，使得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更近了。但在當時的中國都市社會中，一般市民的欣賞能力和人生情趣都高不到哪裡去，過分迎合讀者必然影響小說創作的水準。而實際上，清末最盛行的狎妓小說和譴責小說都有投合市民趣味的因素。在清政權搖搖欲墜的情況下，一般市民在風流故事之外，對了解官場的黑暗和隱秘也是饒有興味的，他們可以在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