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悲秋”，看上去十分樸素平淡，但細細體會，卻是很精巧的。在“欲說還休”中，實際包涵了難於訴說也訴說不盡的愁苦，所以乾脆不說；下面又連用兩個否定句與之相呼應，始終不從正面說破，卻又反覆從背面烘托，使要說的內容處在隱隱約約的呼之欲出狀態，含蓄但並不隱晦，引人尋思。而且，這一節不僅用意巧妙，聲韻也很和諧，讀來上口，這是不容易的。二是雅語與俗語兼用，使詞中的語言既有典雅的文人趣味，又有生活氣息。在李清照的詞學觀念中，詞的語言既要符合樂府系統的習慣，寫得淺俗平易，活潑動人，又不能染上庸俗的市民氣味。所以，她常把典雅的語言用得自然，把俚俗的語言用得雅緻，兩者相融，別有風致。像《一剪梅》“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一句，但她把“眉”和“心”分開，用一下一上來說，把原來靜態的敘述改為動態的描繪，語氣變得生動了，增添了不少韻味。特別在詞的末句，李清照更喜歡用淺俗的、口語化的語言。像《臨江仙》的“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聲聲慢》的“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行香子》的“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以及《永遇樂》的“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等等，都是如此。這使得一首詞在結束時，不致於陷落在凝滯呆板的狀態，而洋溢著一種活力。因此，人們在李清照的詞中，又較多地看到了詞在形成之初時的某些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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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宋中期文學
南宋朝廷自建立以來，經過與金人反反覆覆的戰爭與和談，逐漸站住了腳跟。金人雖有一舉吞滅南宋的企望，但面臨著契丹的死灰復燃和尖銳的內部矛盾，已經失去了這樣的力量；而在南方，隨著生機的恢復，主戰派在高宗退位後，得到孝宗的支援而佔了上風，但幾度北伐，卻也沒有獲得成功。
就這樣打打談談，終於簽訂了“隆興和議”，大體形成了南北對峙的格局。這一種格局使得士大夫心理以及南宋文化產生了不同於前一時期的動向。
一方面，北方的淪陷在無形中被預設為既成事實，一些負有強烈的使命感的文人眼見中原恢復無望，對民族的危機越加憂心忡忡，內心的悲憤也越發濃重。所以在這一時期，呼籲洗雪恥辱、收復中原，期望報國殺敵、建功立業，表現慷慨悲憤的激情和英雄主義理想，仍然是文學的重要主題。
而另一方面，相對的安定促使南宋的經濟迅速繁榮，北宋末年都市中那種競為浮靡華採的文化現象又出現在首都臨安等大城市中，且由於江南優越的地理和經濟條件而有過之無不及。周密《武林舊事》記臨安每逢佳節，“翠簾綃幕，絳燭籠紗，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而當時一位不出名的文人的詩則寫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外，在鄉村，在山林，士大夫的閒逸生活也多少得到了保障。於是，描繪都市風流和田園山林逸趣的文學，與前一種慷慨激昂的文學，共同演出了一場不諧調的合奏。
同時，政治方面，在外力壓迫減弱的情況下，開禧前後大臣之間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十分激烈，而且與對外部的戰和攻守問題纏結成極複雜的矛盾，很多文人也捲入了這種政治漩渦；學術方面，理學在北宋末南宋初屢經禁止後，這時又呈現興盛的局面，乾、淳年間先後出現了林光朝、張栻、朱熹、陸九淵等名家，他們透過講學和著述，把理學滲透到文化的各個方面，他們與陳亮、葉適等以功利為重的學者的爭論，也成為南宋中葉引人注目的現象。上述政治鬥爭和學術爭論，都在文學中留下深刻的痕跡。
總之，南宋中期的社會情況和文人的精神生活都比較複雜，因此文學創作的視野也就比前一時代要顯得廣闊，內容要顯得豐富。另一方面，由於社會較為安定，人們有暇對文學的藝術形式、風格、語言以及創作思維、題材選擇等問題進行一些深入的探討。在這種情況下，舊的凝固的格局被打破了，文壇上出現了一些風格各異、成就特出的作家，如詩歌方面，有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的陸游、楊萬里、范成大、尤袤等人；詞方面，有一代之雄辛棄疾和姜夔等人，形成宋代文學又一個較為繁榮的時期（因姜夔習慣上歸於南宋後期，故本章不作介紹）。尤其是陸游和辛棄疾，不僅分別代表了南宋詩與詞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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