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楊萬里與范成大
江西詩派的詩風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風靡一時，它固有的弊病在其末流手中顯得越發嚴重。在南渡之初，雖有人試圖為之補救，或另闢蹊徑，但收效甚微。直到孝宗年代，一些曾深受江西派影響的詩人從根本上擺脫了它的拘束，才以風格各異的創作，開啟了宋詩的新局面。其中楊萬里的“誠齋體”是比較成功和影響較大的一種。
楊萬里（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今屬江西）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歷任太常博士、寶謨閣直學士等職，韓侂冑當政時，因政見不合，隱居十五年不出，最後憂憤成疾而終。有《誠齋集》。
楊萬里的詩歌創作大體上經歷了從模仿、過渡到自成一體的過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他是學江西派風格的，這詩作後來被他燒掉了。此後到淳熙四年（1177），是他詩風轉變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他一方面向張浚、張栻學習和切磋理學的奧旨，同時把從日常生活中體驗與領會理致的見解挪移到文學創作中來。他在《題唐德明建一齋》詩中說：“平生刺頭鑽故紙，晚知此道無多子。從渠散漫汗牛書，笑倚江楓弄江水。”這種蔑視書本而重視日常生活的態度成為他詩風轉變的契機。現存《江湖集》的七百多首詩中，既有學陳師道五律、王安石七絕及唐人絕句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風趣輕快的小詩，如：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小池》）
梅子留痠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閒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之一）
淳熙五年以後，楊萬里詩歌的獨特風格基本形成，他的詩學觀點也基本成熟。其《荊溪集序》自言此時“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安石）、陳（師道）、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而且，這時“步後園，登古城，採擷杞菊，攀翻花竹，永珍畢來，獻予詩材”，寫詩十分順利。這種重視觀察自然、從日常生活中取材的見解，對於江西詩派主張從前人那裡“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的詩論正是有力的反動。
不過，“誠齋體”的形成，不僅是重視從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獲取新穎生動素材，還要求具有透脫的胸懷與哲理的思考；詩人在熱情地投入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與之打成一片而彼此交融的同時，又必須跳出來冷靜理智地觀照與領悟其中所涵蘊的人生哲理，這樣寫成的詩，才不僅有自然與生活的盎然生機，而且富於理趣，像下面幾首詩：
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亂山圈子裡，一山放出一山攔。（《過鬆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
春跡無痕可得尋，不將詩眼看春心。鶯邊楊柳鷗邊草，一日青來一日深。（《過楊二渡》之一）
碧酒時傾一兩杯，船門才閉又還開。好山萬皺無人見，都被斜陽拈出來。（《舟過謝潭三首》之三）
此外，如“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溪迴路轉愁無路，忽有梅花一兩枝”（《晚歸遇雨》），“綠萍池沼垂楊裡，初見芙蕖第一花”（《將至建昌》）等，都表現了“誠齋體”在創作方式上的特點：一是善於敏感地發現與迅速地捕捉在自然萬物與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常人所不能發現或容易忽略的富於情趣與美感的景象，這正是他拋棄堆垛古人、剝撦古語、模仿古詩而熱情地投入生活的結果；二是注意在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觀領悟與體驗，使之帶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趣，即所謂“不是胸中別，何緣句子新”（《蜀士甘彥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這則是他把理學及禪宗觀物體驗方式引入詩歌的產物。
“誠齋體”在語言方面以自然流暢、風趣活潑為基本特徵。
由於楊萬里的詩主要描寫尋常的自然景物與日常生活，以表現其中的勃勃生機和自己內心中的人生體驗，那種生澀或過於典雅的語言反而會妨礙他所要表現的內容，所以他在語言形式方面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語言形式之外的某種意味，這正如他自己所說：“老夫不是尋詩句，詩句自來尋老夫。”
（《晚寒題水仙花並湖山》）具體說來，首先，楊萬里的詩句大多句法完整而意脈連貫，很少有斷續拼合和跳躍連線的，這越過江西詩派而較多繼承了宋詩自梅、歐、蘇以來所形成的語言風格；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語、俗語入詩，使詩歌像日常對話那樣活潑，並求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