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而滅人慾”，其原有內涵也並非後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滅他人“人慾”。但朱熹的思想也確實存在被後世帝王改造為統治思想的基礎，這種基礎就是：他把封建倫常、忠孝仁義抽象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們屏除私慾、屏除物質世界的一切誘惑，透過正心誠意、克己復禮，使人性純化而歸復“天理”。這也是他的文學觀的基本出發點。
朱熹是兩宋理學家中最具文學修養的一人。《朱子語類》中論及前代詩人每有獨到之見。如稱“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又論白居易雲：
“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詩亦有可觀者，如人們熟悉的《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理學家喜歡從尋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詩中每每有理趣。楊萬里的詩，就和理學家所推崇的“活法”有關，朱熹本人也寫有不少這一型別的詩篇。
但這種文學修養並不妨礙朱熹站在道學原則立場上看待文學。首先，他根本上視文學為可有可無之物，曾言：“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語類》）他又反對文學中的個人才性之表現，如北宋中期諸名家中，本以曾鞏最缺乏文學氣質而以蘇軾最富才華，朱熹的評論卻是：“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同上）
在《讀唐志》一文中，朱熹對自古及今的文人作了一個概要的評價。先謂“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實際是拿儒家經說對後世之士作了總體的否定。繼而列舉包括莊子、屈原、司馬遷在內的戰國至西漢許多重要的學術家和文學家，稱他們雖然“先有實而後託之於言”，但“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至於宋玉、司馬相如等，“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再論東漢至唐，則稱：“東京以降，迄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竟似不值一談。
說到韓愈以道統自任，則譏其“敝精神縻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而且“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至於歐陽修，“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於是最終發為浩嘆：“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照他這樣說來，只是“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後來的人都是道德不純正，文章都很少有價值。
這種千古文章一筆抹殺的議論，真是有它可怕的地方。
自二程至朱熹的文論，其最有針對性、影響最大的是對唐宋古文家的抨擊。唐宋古文的創作各有特色和成就是無須說的，但就文學觀念來說，韓柳較南朝為退步，歐蘇較韓柳為拘謹，這對文學本來可以取得的進展絕不是沒有妨害。而理學家意猶未足，更對韓柳、歐蘇施以打擊。尤其朱熹眼光尖銳而議論苛嚴，對古文家之“道”的不純正提出了嚴厲的指責。除上述已引文字，另如《朱子語類》中有一節，舉歐陽修《六一居士傳》和蘇軾《昌化峻靈王廟碑》為例，指斥他們的文人習氣，責問道：“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大有逐出二人於孔聖之門的激情。而朱熹一生講學不輟，影響極為廣泛，對文學的阻遏實不為小，故宋元之際戴表元有“後宋百五十年理學興而文藝絕”之論（見袁桷《戴先生墓誌銘》）。至少從散文來看，南宋較於北宋的衰落是很明顯的。
自程朱理學興起，唐宋古文的系統就受到嚴重挫傷。後世的正統“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續唐宋古文的，它們都沾染了道學氣味。桐城派的開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學唐宋古文對於其經學上的不純粹要有所警戒（詳見後有關部分）。所以說，以“載道”為理論宗旨的古文一脈到南宋已趨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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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南宋後期文學
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控制朝政大權的韓侂冑發動北伐戰爭，不久便在四川、襄陽等地相繼失利。在女真大軍的外部壓迫和朝中妥協派的內部破壞下，韓侂冑被殺。妥協派頭目史彌遠重開對金和議，以獻出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