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見千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山身變石？木魂石質既我同，有情於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電光興廢重相隔。農丈人，千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酩酊忘形跡！
這一連串鋪敘物我齊一、三界唯心的句子，看似說理，實則表現了一種急欲擺脫悲傷、求得自我安慰的感情。這些句子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混亂。物我齊一是莊子的齊物論，它雖否定了此物與彼物的區別和界限，但物仍是真實的存在而非心的幻影。三界唯心則是佛家的學說，它把物僅僅作為心的派生物。二者本是相互矛盾的。但詩人卻把它們揉合在一起，熱烈地堆砌有關的觀念和事例，而不問其是否彼此排斥。這說明詩人只是渴求解脫，至於用來解脫的武器到底是莊子的齊物論抑或佛家的唯心說，他都無所謂。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上引的那段文字之前，他已經說過：“爭如終日且開樽，駕酒乘杯醉鄉里。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無形難說似。……一杯愁思初消鑠，兩盞迷魂成勿藥。爾後連澆三五卮，千愁萬恨風蓬落。胸中漸得春氣和，腮邊不覺衰顏卻。四時為馭馳太虛，二曜為輪輾空廓。須臾縱轡入無何，自然汝我融真樂。”
那段文字的結句，則又是“千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酩酊忘形跡”。可見真能為他解憂而帶來至樂的卻是醉酒，那一連串宣揚物我齊一、三界唯心的句子，不過是醉酒後的感情宣洩罷了，何嘗是什麼理論闡述？這首詩所顯示的，是一個陷在痛苦裡而力圖擺脫、並藉助於醉酒和某些理論在幻覺裡尋求快樂的靈魂。這同樣是一篇任情之作。由於這種強烈感情是與詩人對現實生活的詳贍描寫、豐富的想象、思想史上大量材料的自由驅使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磅礴的氣勢和縱橫自如的結構，從中可以看出遼代詩歌的進一步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此詩原是以契丹語創作的，後由耶律楚材譯為漢文，收入《湛然居士文集》。上文所引，即以耶律楚材的譯文為依據。
與寺公大師同時（或較其稍後）的遼詩人，尚有王樞。樞字子慎，良鄉人，為遼末進士，遼亡後曾仕金，直史館。所作詩今僅存一首，見於《中州集》的《三河道中》：
十載歸來對故山，山光依舊白雲閒。不須更讀元通偈，始信人間是夢間。
作此詩時，遼亡已經十年，他又回到了故鄉，山光依舊，白雲也仍如舊時地悠閒飄浮，但人間卻已經歷了一個王朝滅亡、一個王朝興起的大事變。他實際上是以自然界的永恆（“依舊”）和寧靜（“閒”），與人世的短促、煩擾相對照，由此引出人間如夢的結論，感情樸素而深沉。
總之，從遼初到遼末的詩歌來看，一方面是詩歌技巧在不斷提高，詩歌藝術在不斷成熟，另一方面是任情的特點在繼續發揮作用，而不是如宋詩似地基本上走向重理的道路。這就使遼代詩歌具有自己的成就，並對金代文學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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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金詩詞與元好問
金是女真族完顏部首領阿骨打建立的王朝。女真族本受遼的控制，阿骨打先逐步統一其鄰近的部落，繼而發動反遼戰爭並一再取得勝利，遂於遼天慶五年（1115年）稱帝，國號金。金天鋪三年（1119年）與北宋聯盟攻遼，至天會三年（1125）滅遼，次年滅北宋，從而形成與南宋長期對峙的局面。
女真族本處於松花江、黑龍江下游一帶，在短短十餘年的時間裡發展為統治半個中國的王朝，客觀形勢要求她迅速進行經濟、文化建設，而光依靠她自己本身的力量是不能完成這任務的。特別在文化上，女真族於阿骨打稱帝后才有女真文字，僅此一點即可想見其文化力量的薄弱。所以她不得不大量吸取宋與遼的文化。女真貴族完顏偉曾批評金世宗（1161—1189在位）說：“自近年來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大金國志》）正反映出金文化與遼、宋文化的聯絡。從而金文學與遼、宋文學的血緣關係也很明顯。
遼文學本有任情的傳統。宋文學雖有重理輕情的傾向，但留在金統治區的漢族士大夫既經歷了北宋滅亡的大動亂，又身受金初葉的民族壓迫，其內心大都頗感痛苦。這就使他們寫出了一部分含有較強烈的感情的詩歌，突破了重理輕情的藩籬。
金初的詩人很多都是由宋入金的。較著名的有宇文虛中（1079—1146）、吳激（？—1142）、高士談（？—1146）等。
他們雖仕於金朝，卻存在對故土的不同程度的懷戀，而在金的統治下又不敢直白地表現這種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