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憐，不顧君臣之分、男女之別而直抒胸臆。這種率真任情的特點，就是此一作品具有文學感染力的最重要原因。它也同樣體現在遼詩中。
遼詩儲存下來的也很少，時代最早的當推耶律倍（899—936）的《海上詩》。
耶律倍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長子，本已立為太子。但在阿保機死後，他把帝位讓給了自己的弟弟德光；因為他知道太后想立德光為帝。不料耶律德光（即遼太宗）即位後，反而猜疑和排擠他，他很生氣；後唐明宗得知此事，遣人來招致，他也就投奔到後唐去了。臨走時，他“立木海上”，並刻詩於木：
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遼史·宗室傳》）
詩本無題，後人習稱為《海上詩》。開頭兩句的比喻雖顯笨拙，但設想奇特，頗能表現兀傲之氣、不平之感。
耶律倍作此詩時，下距宋王朝的建立尚有三十餘年。宋王朝建立後，宋詩經過一段時期的演變，重理智輕感情的特色愈益明顯。這種特色也出現在遼的部分詩篇中。如遼興宗的《賜耶律仁先詩》、《以司空大師不肯賦詩以詩挑之》、沙門海山的《和興宗詩》、《天安節題松鶴圖》等，就都僅僅是理智的產物。茲引《天安節題松鶴圖》為例：
千載鶴棲萬歲松，霜翎一點碧枝中。四時有變此無變，願與吾皇聖壽同。（見《遼東行部志》）
清寧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為天安節，詩當作於道宗時。若就技巧說，此詩自然比《海上詩》圓熟；
但它除了顯示出作者的善禱善頌以外，在感情上並無可以打動讀者的地方，而善禱善頌只不過是理智的運用。這類遼詩的產生，是繼承了唐代已經存在的僅僅訴諸理智的詩歌（例如王梵志的作品）的傳統，抑或受了宋詩的影響，由於資料不足，目前已難確定。值得注意的是：在遼代，此類詩歌主要用於應酬及闡教說理，在抒情詩中，則仍保持著任情而輕理的傾向。
遼代抒情詩最負盛名的，就是懿德皇后蕭觀音的《迴心院》十首（見《焚椒錄》）。從詩篇內容來看，她寫此詩時，道宗對她的恩寵已衰，而她卻仍渴盼著恢復當日的情愛。
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為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迴心院》其三）
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其四）
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其六）
爇薰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薰爐，待君娛。（其九）
這四首雖都寫其對“君”的痴心等待，但重點各有不同。第一首直敘孤棲的悲哀，第二首以今昔對比來表現獨處的淒涼，第三首陳述其不願當薄命人的祈求，第四首則自言美好，渴望與“君”同歡共娛。無論哪一首都充盈著並不掩飾的熱烈感情，因而頗具感染力。
從《文選》所收的《怨歌行》（《團扇歌》）直到唐人所作的宮怨詩，寫宮中女性對君王的期待或被疏遠、遺棄的悲哀的，不一而足，但其感情大抵含而不露，從無如此熱烈、鮮明的。以堂堂皇后之尊，竟然寫出“香徹膚”、“待君娛”這樣的句子，衡以封建禮教，也實在有失體統。所以，這是一組放任感情、違禮背理的詩。就這一點來說，它們是跟耶律倍的《海上詩》相通的。
體現這種特色的詩，還有寺公大師的《醉義歌》。寺公大師的生平不詳。耶律楚材《醉義歌序》說他是一時豪俊，賢而能文，尤長於歌詩；又說他的詩旨趣高遠，“可與蘇、黃並驅爭先耳”，則其時代當不至早於蘇軾、黃庭堅。否則，稱讚前一代的人“可與”後一代“並驅爭先”，未免不詞。所以，寺公當是懿德皇后的同時人或其後輩（懿德皇后的生年早於黃庭堅而遲於蘇軾）。從“大師”的稱呼看，他是僧徒。而就《醉義歌》的內容看，他寫此詩時尚未出家，由於受到“斥逐”，“病竄”“天涯”已經三年；那麼，他原先也是在朝中為官的。
此詩從作者自己被斥逐天涯的悲傷寫起，進而宣揚人間萬事皆空，只有醉鄉才是樂土。
……問君何事從劬勞，此何為卑彼豈高？蜃樓日出尋變滅，雲峰風起難堅牢。芥納須彌亦閒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裡蝴蝶勿雲假，莊周覺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虛，馬喻馬兮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一指同。胡為一指分彼此？胡為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我富貴，我之貧困非予窮。三界唯心更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