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來給人以奇矯的感覺。詩的中心，是從登高望遠引出浮世虛幻的哲理，表現一種超越的追求。但是作者缺乏蘇軾那種獨特的人生感受和妙趣橫生的才思，所以詩中的哲理議論顯得陳舊而且有些勉強。另如《睡起》後半部分“物不求餘隨處足，事如能省即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嶇隱釣耕”云云，也是蘇軾式的隨緣自適的人生觀，但說得太抽象太普通。倒是有一首小詩《禾熟》，不著議論，卻頗含深意，又饒有情趣：
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谷登場。老牛粗了耕耘債，齧草坡頭臥夕陽。
張耒則較多地追溯到白居易、張籍，以平易樸素的語言寫了不少反映民間疾苦、針砭社會現實的詩篇，如《勞歌》、《八盜》、《田家》、《和晁應之憫農》等。他曾說：“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東山詞序》）這話好像有些道理，但某種程度上卻與他寫詩的粗率有關。張耒的那些政治詩，也主要是表達他的政治觀念而非深切的人生感受，所以他很少把這一類詩寫得富有形象特徵和富有感染力。比較有意思的是一首《有感》：
群兒鞭笞學官府，翁憐痴兒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相鞭以為戲，翁怒鞭人血滿地。等為戲劇誰後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從群兒相鞭為戲引伸到官吏把鞭人出血視為兒戲，角度新穎，諷刺也算得上辛辣。但進一步說，“群兒鞭笞學官府”這一為作者注意到的生活現象，其實本身可以透視出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只是由於作者急於轉到傳統的政治批評主題上，而把這一現象僅僅作為兒童的天真遊戲看待了。所以說，即使在這首寫得較有特色的詩中，仍然可以看出觀念化的寫作態度對詩歌的破壞。
在蘇門詩人中，黃庭堅的情況與上述諸人不同。他雖說是“蘇門四學士”之一，卻又與蘇軾並稱“蘇黃”，成為宋詩史上一位開宗立派、影響深遠的大家。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他的父親黃庶是一位學習杜甫詩風的詩人，舅父李常是藏書家，也擅長寫詩，他的第一個妻子的父親孫覺和第二個妻子的父親謝師厚也都是詩人，這種環境造就他很高的文化素養與藝術素養。他於英宗治平年間中進士，做過一些地方小官和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教授。他的詩受到蘇軾的賞識，政治觀點也與蘇軾相近，仕途生涯因而與新舊黨之爭糾結在一起。哲宗初年高太后執政廢新法時，他被召入京，曾參與修史及貢舉方面的工作；哲宗親政驅逐舊黨時，他也被貶斥為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哲宗去世後他曾一度起復，但很快又被貶到遠在今廣西境內的宜州，後來死在那裡。有《山谷集》。
黃庭堅與蘇軾彼此推重，相知甚深，但在文學觀方面，他卻不贊同蘇軾那種相對縱恣的表現，而常常宣揚“溫柔敦厚”的詩學觀念。他曾自述文學創作的歷程並教導外甥洪駒父：
老夫紹聖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舊所作讀之，皆可笑。紹聖以後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惰懶，不能下筆也……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
（《答洪駒父書》）
在《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中他又專門談到：“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
他還批評因詩中“發為訕謗侵陵”，而導致“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的人，認為這是“失詩之旨”的。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些迂腐陳舊的談論，實際上卻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內心苦楚。北宋是一個思想統治開始嚴厲的時代，早在熙寧年間，蘇軾就因有在詩文中譏諷朝廷的嫌疑被捕受審，險些喪命，而黃庭堅也牽連在內，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場有名的文字獄。到了紹聖年間，黃庭堅在新舊黨之爭中再度以所謂修《神宗實錄》多誣的罪名被貶，所以他不能不在文字方面謹慎小心。前列《答洪駒父書》專門提出以“紹聖”為界，就是關連到政治背景的。而且即便如此，黃庭堅晚年還是因一篇《承天院塔記》被人告發涉嫌誹謗，而流放宜州。所以說，主張“溫柔敦厚”的文學觀，在黃庭堅來說，很大程度上帶有為了避禍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這種態度使得黃庭堅詩較少涉及社會政治問題，也較少就個人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發出直接的抗爭，在抒發內心痛苦的時候，他常常只是就自身來寫，而不涉及對立的一面。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內心的憤慨不平被完全消解了，它還是以各種間接的、曲折的方式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