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的壓迫下繼續南遷，最後落腳在臨安（今浙江杭州）。
這一天崩地坼的大事變，給文人士大夫以極大的刺激。在這過程中，他們中的許多人親歷了流浪逃難的艱辛，目睹了戰爭的酷烈，接近了普通民眾的困苦，這使他們的心理、思想與情感都產生了很大變化。記憶中民族昌盛景象與眼前恥辱地位的對比、昔日享樂生活與眼前窘迫情狀的對比、全社會收復失地的激情呼聲與朝廷的孱弱懦怯的對比，無不使他們感到悲憤。悲憤成了這一時代文人的最強烈心態，也造就時代文學的主旋律。許多文人的作品——不管他們過去的藝術追求和人生情趣是什麼樣的——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現出激奮而又悲愴的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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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陳與義、曾幾等人的詩歌
這裡要介紹的是生活橫跨北宋與南宋的一批詩人。在北宋末年，蘇軾、黃庭堅的詩風影響最大，正如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說：“元祐以後，詩人疊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蘇軾的詩不易學，所以這些詩人大都是走黃庭堅的路子。但他們的詩也有兩點重要的變化。一是在時代鉅變的衝擊下，他們的許多反映時事、抒發感憤的作品，情緒大多表現得直率而強烈，已不是“情性遠”的面目了；一是在藝術風格方面，像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等人，雖然深受江西詩派的影響，甚至通常被劃歸於江西詩派，但他們也在不同方向上試圖改變以黃庭堅為代表的那種過於艱深拗硬的毛病，使南宋初的詩風開始有所轉變。
呂本中（1084—1145）在詩歌創作方面成就不高，但他的詩學觀點頗值得注意。曾幾向他請教如何作詩時，他告誡說：“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楚辭、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他看到黃庭堅的毛病，試圖從李白、蘇軾那裡汲取一些以意為主、不拘泥於字句的方法，以求“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同時又試圖借禪宗的所謂“活法”——不拘一格、不強調規定程式的自心體驗——
避免詩歌中板滯僵硬的現象。這種觀點在當時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南宋以後詩風轉變的先兆之一。呂本中本人的詩，大多比較輕鬆自然。而反映時事的如《兵亂後雜詩五首》感慨流離，斥責奸賊誤國，《連州陽山歸路》“兒女不知來避地，強言風物勝江南”，以兒女的無知反襯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寫得很悲涼。
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號茶山居士，贛州（今屬江西）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個堅決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檜的排斥。他推重黃庭堅，自己說曾把一部《山谷集》讀得爛熟（見《寓居有招客者戲成》詩），又極佩服陳師道，還曾向韓駒和呂本中請教過作詩的方法，可見他受江西詩派影響之深。不過他較多接受了呂本中求變的思想，常有些寫得輕快清新的詩作，尤其一些近體詩寫得饒有情趣，開了楊萬里“誠齋體”的路子。如《三衢道中》：
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
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據他的學生陸游說，他每次去拜見曾幾，都要聽到曾幾的“憂國之言”（見《跋曾文清公奏議稿》）；而曾幾的《雪中務觀數來問訊，用其韻奉贈》中“問我居家誰暖眼，為言憂國只寒心”等詩句，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憂國之情常常發於詩歌，如《寓居吳興》：
相對真成泣楚囚，遂無末策到神州。但知繞樹如飛鵲，不解營巢似拙鳩。江北江南猶斷絕，秋風秋雨敢淹留？低迴又作荊州夢，落日孤雲始欲愁。
這首詩無論結構還是對仗和用典，都很講究，但詩中滿溢的悲憤之氣，使詩的感情力度大為增強，顯得深沉而又蒼涼，近於杜甫的風味。這對他的學生陸游有很大影響。
南宋初最出色的詩人是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今屬河南）人。在北宋末年曾任文林郎、太學博士等職，金兵南侵，他從陳留向南流亡，經數年顛沛，才抵達南宋都城臨安，歷仕至參知政事。有《簡齋集》。
陳與義很推重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的詩，也和江西詩派中人一樣推崇杜甫。但他不以追效蘇、黃為止足，而是要透過他們追溯到杜甫。他說：“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見《簡齋詩外集》）意思就是要看到蘇、黃不及於杜甫的地方，才能學到杜甫的真諦。他也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