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說起崔鶠告誡他的關於作詩的兩個要點：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於用事”（見徐度《卻掃編》）。前者是從杜甫到黃庭堅他們都很強調的，而後者則已注意到江西派的弊病，與之有所分歧。
從陳與義對晚唐詩的批評來看，他認為學杜詩主要是學其“韻格”（《韻語陽秋》），即杜詩的內在氣質和藝術境界，而不是從表面上去模仿；另外，他還在杜甫和江西詩派之外廣採博取，當時人稱他“上下陶、謝、韓、柳之間”（張嵲《陳公資政墓誌銘》）。所以，陳與義的詩雖然講究字面的研煉，奇巧的構思，但很少是寫得艱深拗硬的。劉辰翁《簡齋詩箋序》說他的詩“光景明麗，肌骨勻稱”，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又記載說，他的詩為當時人爭相傳誦，“號稱新體”，可見他在江西派詩風籠罩詩壇的情況下，給人們帶來了一種新鮮感。
在陳與義許多抒寫日常生活情懷的詩篇中，常常可以看到既新穎精巧、又顯得自然清麗的特點，如“牆頭語鵲衣猶溼，樓外殘雷氣未平”（《雨晴》）寫雨後初晴時的變化，“客子光陰詩卷裡，杏花訊息雨聲中”（《懷天經智老因訪之》）寫客居他鄉的心理，都是如此。《雨》“燕子經年夢，梧桐昨暮非”，前句說燕子在秋日即將南去，感覺前跡虛渺如夢，後句說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態，都是跳開一層，從景物寫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語言卻很清俊。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長，而避免其短處。至於下面兩首詩，同一般江西詩派風格的區別更顯著些：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堤半日風。臥著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襄邑道中》）
山空樵斧響，隔嶺有人家。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出山二首》之二）
在陳與義詩中，另一類感懷世變、蒼涼悲憤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在國破家亡、輾轉逃難的經歷中，情感上與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親切地理解了杜詩的精神內涵。在他逃難時所寫的第一首詩《發商水道中》裡，就說到“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而《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中，更痛感“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認為自己過去對杜詩的理解實是淺薄。所以，他南渡以後所寫的詩中，都出現了杜甫那種憂患意識和深沉感慨的風格，如《傷春》：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這是嘆息建炎三年臨安失守、宋高宗逃亡海上，並讚歎向子諲敢於抗金的詩。此外如《登岳陽樓》“萬里來遊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弔古風霜裡，老木滄波無限悲”；《除夜》“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都是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錯綜在一起，寫得慷慨悲涼。特別是七絕《牡丹》：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鍾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以十分鮮明的形象寫出深深的家國之念。牡丹是陳與義故鄉洛陽的名花，離鄉十年，人已老去，故鄉猶收復無期，所以當他凝視著異鄉的牡丹時，心中的痛苦難以言說。
北宋自王安石以後，學杜詩漸漸成為風氣，而隨著黃庭堅的崛起，這種風氣也更加興盛。而在同時代人物中，陳與義最能得杜詩的精髓。不過也應該說，杜詩中屬於唐人特有的雄壯渾厚，仍然是陳與義很難企及的。另外，由於元代方回把陳與義列為江西詩派的“三宗”之一，習慣上多把他劃入這一詩派，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陳與義和江西詩派之間的差異。
在兩宋之交，以一種悲憤的心情感慨時事、指斥權臣誤國的詩作很多。較著名的，像王庭珪有《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讚頌胡銓敢於上疏要求誅秦檜的男兒氣概；理學家劉子翬（朱熹之師）有《汴京紀事》二十首，悲嘆北宋的淪亡；朱弁在出使金國被扣押的十餘年中，寫了《客懷》、《炕寢三十韻》、《送春》等許多詩篇，抒發對故國的懷念；曹勳在出使金國的往返途中，有《入塞》、《出塞》等詩記述在金人統治下的漢族民眾的痛苦處境和期望南宋王朝收復失地的心情，這些都反映著那個時代的面貌。包括以詞著稱的張元幹、張孝祥，也都寫有類似的詩作，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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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南宋初期的詞
詞經過長期的發展、題材不斷拓寬，技巧日益成熟，地位也得到提高。南宋初期，它與詩歌、散文一樣，已經成為文人慣用的文學體裁。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