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出了一位參議員和州議會的半數議員，還選出了年青的沃倫·馬格納森為金縣檢察官。拉福萊特兄弟倆在威斯康星州也旗開得勝，分別當選為參議員和州長；威斯康星州在眾議院有十個議席，他們的支持者還佔了七席。身材魁偉的弗洛伊德·B。奧爾森坐在明尼蘇達州議會大樓裡，向記者們不客氣地說，“一點沒錯，我是個激進派。你們不妨說，我激進得要命！”此外還有那個作風奇特，無人可以比擬的菲奧雷洛·拉瓜迪亞現在也當上紐約市長了。
拉瓜迪亞說，“紐約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著一天，沉悶單調，而其實是可以做到生氣勃勃，興奮刺激，奇遇無窮的。”在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樣百出的市長的領導下，紐約的生活便變成了輕歌劇中的奇遇了。他頭戴黑色寬邊呢帽，大聲發號施令，嗓音刺耳難聽，辦事乾脆利落，勁頭賽過海盜。他宣誓就職之後才一分鐘，就下令逮捕著名惡棍“幸運兒”盧西亞諾。他利用本市的建設局、消防隊、衛生局的力量來支援罷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闆們請市長在工資過低引起的糾紛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亞不動聲色，拿起電話就命令自來水廠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當局對雙方不偏不倚。（於是老闆們馬上解決了糾紛。）他統治曼哈頓區，好象個蘇格蘭鄉紳，警察抓人，他親目領隊；他事前不通知一聲，就突如其來主持處理即決案件的夜間刑庭；電臺播音，他給兒童朗讀連環畫故事：消防隊救火，他頭戴大號鋼盔，站在飛馳的救火車後身。拉瓜迪亞的戰歌是《誰怕大惡狼？》他好做驚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時掩蓋了他提倡社會主義的實質，但是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主張和取得的成效。
當選的激進派跟新政派攜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論”的左派卻保持了距離。《新共和》週刊把馬克思主義和羅斯福所做的試驗對比一下，斷然說“中間道路走不通”。當特格韋爾很得意地說政府厭惡“盲目的理論”時，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報紙那位篤信馬克思主義的編輯詹姆斯·韋克斯勒卻寫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論！熱烈贊同韋克斯勒的意見的有I。F。斯通和馬克斯·勒納。赫伯特·馬庫斯提出“寬容要看物件”這個口號來鼓動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說過，“關於自由，不要有糊塗觀念。……我們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眾》雜誌的語言更富於馬庫斯的色彩：“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濫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權利來騙取群眾支援反動派的人，我們不能給予民主權利。”
湯姆·沃爾夫那時才三歲，他後來為《紐約雜誌》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談“激進派時髦”。沃爾夫寫這篇東西指的是倫納德·伯恩斯坦和黑豹黨，但是這個風氣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蘇聯特務赫蒂·馬辛在國務院的社會名流中有不少熱心的門徒，其中有一個竟站在林肯紀念碑石階上用俄語向她高唱《國際歌》，使她又驚又喜。正如巴德·舒爾伯格後來在他的小說《大夢初醒》裡邊所說，二十年代以後，知識分子連面型都改變了。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式“油頭扮面、穿著箭牌襯衫的公子哥兒，眉請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畫那樣對稱，鼻樑筆直，下巴當中有一道溝，深色頭髮整整齊齊地在當中分開，向後梳上去，塗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髮蠟，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現在已由另一種樣子代替了：骨骼粗大，頭髮篷松，象個斯拉夫人，這是無產階級的形象。弗雷德裡克·劉易斯·艾倫寫道，如果你在某些雞尾酒會上留神聽人家說話，“你會聽到一個在極其優裕的環境中受到高貴教養的文藝評論家竟把自己說成是個無產者，堅決無比地站在人民大眾一邊。”在紐約市八十兒號街北頭那些幽靜雅緻住宅區的宴會上，凡是最近訪問過東十二號街三十五號共產黨總部的人，準會成為所有藝術家最注意的目標。如果他有了幾分醉意，放聲唱起豪情滿懷的歌來，總會有不少同志的聲音跟他一起唱：
『這樣的一天總會到來：
USA再加上一個S，
變成美利堅蘇維埃。
土地歸農民所有，
工人是工廠的主人，
我們拿握了大權，
U S A變成U S S A。』
左派的威脅雖然有聲有色，但是有點荒誕不經；右派的威脅剛露苗頭，可是潛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選舉即將舉行的時候，批評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來，在羅斯福當政開頭那一百天期間，工商界多數都表示同意約瑟夫·梅迪爾·帕特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