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門看上去象個膿包，美國正在分崩離析。蘇聯的經濟學家向他們的這位領袖保證：美國快要陷入大蕭條，行將一片混亂。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割佔土耳其一塊領土，中東石油分杯羹，割佔裡海一塊領士做巴庫油田的屏障，由鐵托控制的裡雅斯特，由奧國管理卡林西亞，參加佔領日本，甚至要駐軍魯爾。
杜魯門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這是第一個跡象，說明這位新總統並不打算在上述任何問題作出讓步。俄國人震動之下，正式邀請杜魯門參加波茨坦會議。會議本來是要討論如何將雅爾塔協定付諸實施。杜魯門對參加這次會議有些顧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參加。後來他寫道，“在我心裡最迫切的一個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這也是我們軍事首腦最急於要抓住的問題。”其實，他真正感興趣的是乘美國軍艦“奧古斯特”號作一次遠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還沒出過國。我們從他給“親愛的媽媽”和瑪麗那些東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樂高興的情景。他身穿敞領短袖衫，頭戴水手帽，在艦上到處跑，個個角落都要看看，還在水手中認個遠親，和水手們一起進餐而冷落了軍官。旅程結束後就是波茨坦會議。這次會議對他頗有啟發，但使他非常沮喪。現在他毫不懷疑：“俄國人只懂實力”，他們的“計劃是要征服全世界”。會議以後他“很高興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會議開完以後，以前軸心國的衛星國的命運並無變化。這就是說，它們在模稜兩可的紙上條文的掩蓋下，被俄國佔領著。會議確如杜魯門所預料的那樣毫無意義。在會議期間，他有一陣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爾將軍表示要把白宮讓給他。歷史上常有這種令歷史學家揣測紛紜的著迷的時刻，這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們兩人在巡視劫後的柏林，見到一片瓦礫，總統突然轉過頭來說：“將軍，凡是你想要的什麼東西，我無不努力幫你弄到。我具體而肯定地對你說，這包括1948年的職位。”艾森豪威爾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就把總統的這個表示當作開玩笑：“總統先生，我不知道誰會是你的競選對手，但絕不會是我。”
幾個月過去了，俄國人的態度愈來愈惡劣。以奧本海默為首的美國科學家經過艱鉅努力才制訂了一個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計劃，但安德烈·葛羅米柯卻隨口加以拒絕。蘇聯的許多外圍組織只要一有機會，表現尤為惡劣。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百忙中抽空去參加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蘇美友好全國委員會大會。他發表講話，希望國寫國間的分歧能夠和解，而不要發展到“半夜一敲門，人心盡惶惶”的地步。聽眾噓聲四起，尖聲怪叫，使他不得不離開會場。他後來說“我常常覺得奇怪，不知是誰使共產黨國家的外交部認為，處理國際關係的一條基本要求是，態度一定要粗暴無禮，是馬克思，還是思格斯？不管是誰，都可說是不幸之至。”【攻擊艾奇遜的人，後來將他這次參加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集會，說成是他同情共產主義的證據。】
在政府成員中，只有商務部長華萊士還對蘇聯存有幻想。他是個幻想家、空想家，長期以來就不相信美國的沙文主義者。亨利·盧斯稱未來世界為“美國世紀”，華萊士對之反駁說，戰後“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紀”。現在他坐在內閣會議席上，冷眼觀察杜魯門，就得出一個結論：這位總統是個地地道道的戰爭販子。他認為絕不能聽之任之。必須向人民提出警告，而這要由他來提出。
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的倒不是華菜士公開反對美國外交政策，而是他怎會在內閣裡呆得那麼久。由貝爾納斯和華萊士分別主持國務院和商務部，杜魯門的內閣中就有兩個人認為總統的寶座本該是他們的。如果杜魯門能象羅斯福那樣有魅力，他也許能克服兩個性格倔強的人之間的分歧。可是他全無策略，當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個個地鬧翻。貝爾納斯早就和他發生衝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開完會後，就去電白宮，說他一返國內，就準備以爐邊談話的廣播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一次詳盡彙報。杜魯門提醒他說，按職責他首先是要向總統彙報。如果有發表爐邊談話的必要，那應由總統來發表。過後不久，杜魯門又和哈羅德·伊克斯在用人問題上發生糾紛。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辭呈，建議於3月31日生效。杜魯門毫不留情批覆，於2月15日就生效。於是伊克斯公開攻擊他在白宮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記者們議論說，總統和一位內閣閣員發生這樣尖銳對罵，在華盛頓極其少見。
但是，這一年還沒有過完，又發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