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海外軍人儘快運送回國，遣散復員。”民主黨參議員湯姆·康納利和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堡打破政黨界線共同發表聲朗，支援造反計程車兵。參院也派了一個小組委員會飛往菲律賓，聽取梅齊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證詞。
《紐約時報》著了慌，對於“軍紀蕩然無存”在國外產生的影響表示擔心。它指出：示威者“還未復員，他們還是軍人。”社論裡不客氣地點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辯解的，應當讓他們明白這點。”在《紐約時報》看來，國會有罪，不該慫恿“一個不顧我國的國際責任、鼓勵在馬尼拉和勒阿弗爾發生的那樣丟人的事的所謂讓孩子們回家的運動。”
從政府的觀點來看，沒有比在這個時際發生這樣騷亂再糟不過的了。杜魯門總統正要爭取國會同意他把陸海空三軍合併為國防部的計劃。高階軍官們本來已很難對付了。他們對白宮早已不信任。如果在這個新問題上政府又不支援他們，那麼這整個改組計劃就會趨於失敗。因此，總統就宣佈，說他已對陸軍海軍的復員措施檢查過，他“深信各軍種執行復員計劃很有效率，值得嘉許，對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結果只是轉移了國會指責的目標，從陸軍部和海軍部轉到他自己身上。
杜魯門本人象前任羅斯福一樣，是大力支援進行普遍軍事訓練的。現在，一夜之間，這個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現在能否在國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隊，也很值得懷疑。軍隊實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強大的空軍，現在已從二百三十八萬五千人減至十六萬五千人。海軍每月遣散二十四萬五千人。尼米茲提出警告，說已經沒有一支艦隊可以進行作戰。由於徵兵法將於5月15日失效，參謀長聯席會議已在考慮把佔領軍從朝鮮全部撤走。這時，有五百萬訓練有素計程車兵己經脫下戎裝。將軍們算來算去，愈算愈頭痛。德國至少要有三十五萬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萬五千人，至於其他各地，艾森豪威爾認為至少要有七十二萬五千人，杜魯門則認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人。但志願服役人數，現在只有四十萬。延長服役的人愈來愈少，艾森豪威爾對國會領袖們說，美國“兵源枯絕”的危險是十分現實的。
這位將軍是在國會圖書館後面一間平時沒有用的房間和國會領袖們見面的。現在公開的聽證會已經無法進行。政治火氣太大了。他是從背後馬路來到國會山的，心裡很不安地意識到，士兵在鬧事時高聲叫“我們喜歡艾克”是因為他們以為艾克那句含混其詞的表態就是贊成他們造反。他對國會議員們說，他無論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萬人。他引用駐日的第八集團軍參謀長的話說：“如果日本人認為時機成熟要造反的話，那麼他們選擇起事的時機，必然是他們以為美國軍隊內部存在不滿的時候。看來有些顛覆的勢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壞我軍士氣，原因還沒有弄清。”艾森豪威爾補充說，在他看來，由於美國“自動放棄”，也許不得不讓美國在歐洲的影響落在“某一其他國家手中”了。
他沒有點明是哪個國家。在日本投降後那幾個月裡，把無論哪一個國家說成是潛在敵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與美國為敵的，只有一個國家。戰爭結束時，紅軍有一千萬，這一干萬人現在還在那裡。俄國的駐在蘇聯境外的部隊沒有發生“要回家”的騷動。斯大林在整個東歐都可以為所欲為。由於國會偏聽選民的要求，而不顧艾森豪威爾和杜魯門的反對，到了1946年夏季，美國的軍力只剩下兩個半師，而且大部份是換防的新兵，其戰鬥力只達戰爭高潮時的一半。在丘吉爾喚起人們注意蘇聯的鐵幕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亞得里亞海的的裡雅斯特後，有很大一部分輿論卻轉過來狠狠地攻擊杜魯門。曾經遊行示威的復員軍人，曾把嬰孩的小鞋子寄給國會議員的軍人妻子，竟把造成國外這個局面的責任推在總統、國務院、知識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況來說，他們沒有一個人照一照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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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宮談判比做面對一臺老式的自動售貨機。你要的東西它總不出來，但一般你總會得到些什麼東西。“有時你得把機器搖幾下，出貨就會快些”。可是“和它講道理卻毫無用處”。羅斯福在雅爾塔同它講了道理，但他還未來得及向國會彙報俄國作出了什麼承諾，他們就已公開不認帳。在斯大林看來，他肯和這些西方盟國打交道，就已經夠寬宏大量的了。他說，打贏德國，英國只是為戰勝希特勒贏得了時間，美國提供了供應品，而俄國則有六百萬人戰死，“付出了血的代價”。從莫斯科看來，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