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勝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總愛請來客看看這個犁頭模型。“東西雖小意義可大。”他往往語簡意賅地說：“有這個新的小玩意兒放在這裡，我心裡感到很踏實。”
訊息靈通的來客看見他那副樂觀神氣往往感到不安，他們心裡納悶，他在什麼時候就得面對大蕭條勢所難免的重新出現？弗雷德裡克·劉易斯·艾倫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來》寫道：“什麼戰時景氣？這種景氣帶來的好處決不會持久的。”伯納德·德沃託在《哈潑斯》月刊告誡他的讀者，要有思想準備，諸如迫害勞工、庫格倫神父那樣的人物，街壘上的肉搏戰等等，隨著“美國未來幾年反動浪潮”的逐步高漲，都會再次出現。利奧·徹思在展望未來時，看到有一股“冷風”橫掃美國。他預料捱餓的復員兵士將會結隊成群，在街上徘徊遊蕩。“有時你會看到他們在罷工、暴動。……新成立的職業介紹機構，特別在最初一段時期，效率會很低。……為了維持生計，可能有個別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歡迎回國的紀念章。有一些則會穿上軍服，挨家挨戶去推銷。”有些經濟學家預言，可能又會再出現一個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政治學家還談到革命。H·G·威爾斯1945年在病榻上斷言，人類對科學進步已經失卻信心，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滅亡的命運了。
企業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業界廣大的超級生產力轉向和平生產而又不陷入災難，簡直絕無可能，他們對上次大蕭條及其後果心中猶有餘悸，但他們都忽視了胡佛時代的美國和杜魯門時代的美國有一點很不相同。在1932年時，人們不能到商店裡去，因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艱難竭蹶的日子裡，如果人們沒有吸取什麼教訓的話，起碼也懂得一條，攢點錢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人每週平均收入幾乎增長一倍。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工資從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魯門又在聯邦僱員中開了先例，工時不久將減為每週四十小時，工資不變。一方面大蕭條教會他們勤儉持家，另方面是商店裡的貨架上商品奇缺，於是美國人在這四個戰爭年頭，把錢花在買進自由公債，或者紛紛到銀行存款。特有公債的人就有八千五百萬。戰爭結束，美國人在儲蓄銀行和活期證券裡，就儲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億元。現在就有一大筆錢等著花，政府的真正難題是如何防止全國人民在黑市到處搶購。而要把這個向題解決到人人滿意，是絕無可能的。
因此，認為失業士兵又會衝工廠的想法，只不過是多餘顧慮，不過是滿目瘡夷的三十年代遺留下來的餘悸而已。觸目驚心的歲月終於一去不復返了。失業補助和士兵權利法案都是明證。要為復員軍人個個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時間的，但他們可以趁機會學點手藝，做點小生意，或者進大學唸書。而且職業也不是那麼太難找，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婦女不再在工廠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紐約每日新聞》有一條頭條標題：
『物價飛漲，買主氣漲
牛肉價高，高過月亮』
美國總統在堪薩斯市參加美國退伍軍人團的遊行，他走在前頭，大搖大擺地透過市區。他開服飾商店時的老搭檔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聲向他叫道：“哈里，通貨膨脹怎辦呀？”
“我已經注意這個問題了。”杜魯門回答說。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經濟情況瞬息萬變，想法趕上把一對尼龍襪賣五元，一件襯衣十五元，一個再生輪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戰爭已經成為歷史，經濟調整的動盪正處在最高峰。將來肯定會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經歷一場痛苦鬥爭。文森預言，將來會出現要學會如何適應生活改善一半這種又愉快又難辦的局面；不過他沒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們首先要對付物資短缺、暴亂、罷工、和戰後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飛漲。
但是，物價管制確是令人惱火。到了戰爭結束時，物價管理局已成為政府裡的一個獨立王國，專職人員就有七萬三千，志願工作人員又有二十萬，從上到下直到鎮的一級都有一個辦事處。它跋扈專橫，無可容忍，成為對自由制度的諷刺。要為這個機構辯護的話，只能說，非它不可，沒有別的辦法。它總算把價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內。但要說句不大好聽的話，1946年的經濟，就象靠著那些紅紅綠綠的各種配給票背上的膠水把它粘合起來的。即是這樣，還是混亂不堪。不管物價管理局有什麼條例，逃避的方法總是不可勝數，鑽空子的人樣樣精通。你給侍者領班二十元的小賬，一盤上等的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