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就會出現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車換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車電池換威士忌酒。至於那瓶威士忌的來源，可能是要買一箱葡萄酒或啤灑才搭買進來的。這種辦法叫“搭配買賣”，可以千變萬化，無奇不有。舉個例說，在俄克拉何馬市，一個汽車代銷商會答應賣一部汽車給你，條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價買下他的狗，而過後不久，那條狗又會自動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車代銷商答應賣給你新車，但你得要把舊車折價兩元錢賣給他。在辛辛那提，有一個顧客別出心裁地對汽車代銷商說：“我和你打賭，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鐘，你輸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這些以外，到處都要“酬金”——如果房東太太讓你租個只有冷水供應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給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闆從冰箱裡找塊厚肉的牛排給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絕跡，靠重額罰金或從嚴判刑都是不切實際的，而且戰爭已經結束，要想兩黨都繼續支援物價管制，也不可能。現在共和黨人又蠢蠢欲動了。1945年8月，他們勉強同意杜魯門把工資與物價的管制逐步減少的“暫時堅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兩黨在這個問題的尖銳對立就非常明顯。這種情況是珍珠港事件以來的第一次。總統召開了國會特別會議，要求給他處理內政的廣泛權力。部分的管制條例，原定是在戰後六個月就自動失效，他現在要求把配給制度維持下去。此外，他還要求國會同意他的社會和經濟工作綱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時最低工資定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築工業收歸國有，擴大開發自然資源，失業補助由聯邦政府負責管理，和一項頗為嚴格的公平僱用工人的法案。共和黨眾議員們把這個建議擱置起來，拒不討論。少數黨領袖約·馬丁，說總統“比新政還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則說，“現在開了球。1946年的競選運動開始了。”
1946年1月14日，國會復會聽取杜魯門的第一個國情諮文，中心問題是要求物價管理局繼續存在一年，隨著每種商品的供求關係恢復正常，就逐個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對外吹風，現在就有一股極其厲害的聯合勢力和他對抗，包括全國製造商協會，美國商會和共和黨的頭頭們。他們準備了一大套複雜的圖表，想把有關委員會說服：如果國會不砸爛“套在美國工商業的枷鎖”，就不再有什麼自由企業了。除了在參院那個大理石的會議廳進行辯論而外，各個公司搞輿論宣傳的人，又在外面動員了一批批小職員、低階企業管理人員、牧師、醫生、美國退伍軍人團團員、扶輪社社員、賣報報童在那裡遊行，爭取由賣主主宰市場；這些人對約翰·斯圖阿特·來爾【約翰·斯圖阿特·米爾（1806－1873年）英國哲學家與經濟學家。哲學上主張功利主義，經濟學上主張經濟自由。——譯者】都讚揚備至，把卡爾·馬克思視同洪水猛獸，說他是真正敵人。參加遊行的甚至還有一隊愁容滿面的破產商人，向人們訴說從前買賣自由的年代他們怎樣生意興隆，而那作惡多端的物價管理局人員，又怎樣把他們搞到傾家蕩產。
雙方都抓緊對議員們進行遊說。物價管理局局長切斯特·鮑爾斯出動一批專家，到國會去作見證；總統與國會聯絡的人員也雲集國會大廈，拉住國會議員們不放；各個工會、消費者組織、婦女俱樂部則高舉著擁護物價管理局的牌子，在國會外面的廣場上游行。4月19日遊行規模最大。翌日《紐約時報》稱之為消費者“十字軍”遊行的“最高潮”。有一千個家庭婦女，各個州都有代表，向國會山進發，要求將物價管制延續一年，而不要透過任何修正條例使它的工作癱瘓。按照《時報》的報道，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國會內外，圍繞著物價管理局的鬥爭，已經到了積怨成仇，口出惡言，使人困惑的程度，為多年來所未有。……全國製造商協會帶頭開始這場鬥爭……，屠宰業、零售商、地產公司和其他行業的協會也熱烈響應。……戰鬥進行愈激烈，兩方也愈信口雌黃，相互漫罵，還搞一些不夠文明的小動作。』
國會對這樣尖銳的鬥爭的機械反應是折衷調和。但是，正如鮑爾斯早就指出的，工資和物價管制要不是全面實施，就等於全面取消。物價管理局就此進入奄奄一息狀態，而通貨膨脹也就接踵而來。不出一個月，食品價格暴漲一倍，憤怒的消費者組織了“消費者戰鬥協會”，對一些商店進行糾察抵制。養牛的則把牛養在牛欄，等牛肉價格上漲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總的生活費用上漲了百分之三十三，接著又上漲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憂心忡忡的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