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員們又開會，透過對物價進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脫的修正案，但已經遲了。經濟局面已如脫韁之馬，物價管理局已經控制不了。物價扶搖而上，要使它降回原價已不可能。10月，杜魯門向無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價管制開始逐一全部取消。兩年以後，選民們對物價管理局的印象已經比較淡薄，他提醒他們說他當初是一直要對物價進行管制的，而共和黨則站在全國製造商協會一邊。不過這時，他已順應時勢了。至於目前這次塔夫脫－杜魯門對峙的第一回合裡，最多也只能說是勝負未分。在民意測驗中，總統的聲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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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杜魯門很少把民意測驗放在心上。一般說來，他的脾氣適合於對困難向題作出當機立斷的決定。即使他的決定對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這樣，而在戰後那些動盪不定的牟代裡，他的決定是常常傷害老朋友的。對一個民主黨總統來說，同全國製造商協會和美國商會較量，不算難事。但是要使工會就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年羅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聯盟，工會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1944年勸羅斯福讓杜魯門當副總統候選人的，也有些是工會頭頭。要是沒有工會支援，他現在不過仍是個參議員，而在白宮當總統的將是另一個人，不是吉米·貝爾納斯，就是亨利·華萊土。但是現在在物價問題上責備資方是沒用的，除非政府對工資也採取同樣強硬態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罷工，那麼採取強硬態度也不解決問題。在1946年，工人的情況似乎就是如此。在這戰後的頭一個整年中，前後罷工的有近五百萬人，損失了一億零七百四十七萬六千個工作日。這一來，生產屢次停頓，加深了中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對立情緒。等待買第一輛汽車的新婚夫婦，看見汽車工人罷工照片就冒火。他們用兩種不同尺度，對工會嚴對老闆寬，但中產階級的態度歷來如此。甚至杜魯門這位美國中間派的代表人物，對白領階級也比對藍領階級客氣些。
藍領階級對美國在1941年至1945年間出現的生產奇蹟的貢獻，沒有得到社會應有的評價。工廠裡能夠插上陸海軍的生產優異獎旗，是因為工人們和僱主們一樣，都想望和平與勝利，在生產線上出汗出力，同意採取加強勞動強度的措施，自願加班，賺了錢又買戰時公債。在日軍突襲夏威夷後那一週內，羅斯福要求工會保證，戰爭一天未結束，工人一天不罷工。工會領袖都答應了，而且除了1943年發生的兩次煤礦罷工，一次鐵路工人威脅要罷工而外，他們都信守諾言。即使把為數很少的自發性罷工計算在內，生產時間的損失還不到一百萬分之六。但是到了對日戰爭勝利時，工人們不滿悄緒愈積愈多，已經忍無可忍了。
1945年9月，開始出現不穩的第一個跡象。福特汽車廠因為屬下零件製造廠屢次自發罷工而停產。接著，在1946年，通用汽車廠罷工之後，全國由蒙陶克角到馬立布海灘都發生了罷工浪潮，石油工業、木材工業、紡織工業和電力工業都陷於癱瘓。各報開始談起什麼工人的“造反”、工會的“叛亂”了。到處都這樣亂，要說這不是事先策劃好的，而是艱苦的戰爭年月告終以後自然而來的反應，確是使人難以相信。但有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停產的積累起來的後果威脅到和平生產的恢復。如果有可能發生威協公共利益的罷工，總統可能覺得自己有責任採取比較長期的措施，而不僅只限於成立幾個軟弱無力的委員會。後來果然發生了這樣情況。但這樣一來，杜魯門的總統聲望就下降到最低點。
他感到生氣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車公司工潮剛解決，七十五萬的鋼鐵工人又停爐封火，罷起工來。過了八十天，他們才復工，可是全國人民還沒舒一口氣，遍佈二十一個州的四十萬煙煤工人又離開礦井。4月18日，礦工還未復工，兩個主要鐵路工會又宣佈在三十天內把全部工人撤出鐵路。這樣，全國運輸網就會陷於停頓。這兩個工會的頭頭，長期以來都支援民主黨。在他們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魯門把他們請來白宮，提出條件很寬厚的仲裁決定，以為他們會接受。但事出意外，他們固執地搖頭拒絕。
“你們簡直是發瘋了！你以為我會坐在這裡，讓你們使全國交通陷於癱瘓麼？”他說。
“我們必須堅持到底，總統先生，這是我們工人的要求！”一個工會頭頭回答說。
杜魯門站了起來。“好吧，”他說，“我就把決定權交給你們。你們剛好還有四十八小時——也就是說到星期五這個時刻——來達成一項解決辦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義接管鐵路。”
四十八小時過去了，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