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聽證會。那時，如果他確有真憑實據的話，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證據擺出來給希斯的律師看。既然錢伯斯被迫走投無路，他就只好擺出毫不疑義的事實，結果震動了全國：原來早在十年前，阿爾傑·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錢伯斯都曾是蘇聯間諜網的成員，都曾把國家機密向俄國人洩露。
1938年4月錢伯斯和共產黨斷絕關係。但從1937年5、6月至那時，阿爾傑·希斯曾把他當時能弄到手的一切機密檔案、電報、報告和急電都給了錢伯斯。這些東西用三種方式傳遞。有些是原文，錢伯斯縮微拍攝後就還給希斯。有些則由希斯親筆摘要。而有些則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機在家裡打下來，然後，她的丈失就把檔案塞回到國務院卷宗裡去。這樣做的還不止他，還有一個國務院的貿易協定處處長、一位美國世家後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錢伯斯提供情報。沃德利這時承認了。起訴限期的法律條文使他逃避法網。但希斯曾經矢口否認。他走過頭了。他已作了偽證，現在已經走進陷阱不能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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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幹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膠片和八十四份檔案——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機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爾傑手寫的——故在一個黃色大封套裡。他把這封套放在他的內侄，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律師內森·萊文那裡，叫他把它保管好。現在經過十年以後，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來到萊文那裡，要他那個封套。它一直放在一個雜物櫃頂，覆消灰塵。萊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錢伯斯拿進廚房裡把灰塵撣掉，把那打出來的檔案和手書的摘要帶到巴爾的摩市的預審聽證會來。會上突然出現這樣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驚惶失措的。但他還能保持鎮靜，叫他的律師立即把檔案轉給司法部。這一著很聰明。如果杜魯門政府宣佈這些是機密檔案，那就完全可能使錢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對錢伯斯來說，他還有一個危險，把檔案拿出來就暴露他本人接受過機密檔案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員正苦於無計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錢伯斯被逮捕。但聰明的不只是希斯，錢伯斯並沒有把所有檔案都帶來這個預審聽證會。他把一些微型膠捲藏在他在馬里蘭州自己那個小農場，放在一個挖空的南瓜裡。12月2日晚上，眾院的調查員向他還有沒有其他什麼材料，他就帶他們到那裡去。眾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下令把南瓜內藏著的檔案由專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時。兩天以後新聞報紙才知道其中內容。
民主黨人為此事大喊大叫。這些“南瓜檔案”似乎是錢伯斯這個戲劇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為從現在向新聞界公佈的檔案性質看，竟然要派專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時，似乎確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紐約人》所寫的，它們是“雞毛蒜皮的東西”。即使在1938年，也沒有什麼重要意義，更不用說現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檔案說日本人企圖在哥斯大黎加一個島上買進錳，但那裡根本不出錳。另一份一本正經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兩方交換參謀。第三份則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納粹快要佔領奧地利的時候所寫的。它記錄了美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看法，說：“希特勒要爭取一次外交勝利，奧地利可能成為犧牲品。”
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黨自由派在這件事上要笑的話，這算是最後一次了。其他檔案陸續透露出來以後，顯然有些是對莫斯科很有用場的，還有一些現在也不能對記者公佈，因為根據國務院的鑑定，甚至當時在1948年它還是絕密檔案，公佈出去不能不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檔案內容還不是主要之點。即使內容只是氣象報告或交通事故也罷，但落在共產黨前交通員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驚，也是一件應由聯邦政府進行全面調查的案件。因為所有檔案都是用D號密碼寫的，而這是國務院的絕密密碼。這意味著這密碼已被破譯了，已危及美國外交高階機密了。別國特務已可以隨意偷聽，可以從美國和友好國家外交官交換情況中獲得情報，諸如機密情報員名字、部隊轉移情況、總統指令等等。事實上在前副國務卿薩姆納·韋爾斯把南瓜檔案中的放大照片進行審查時，他認為要是這些檔案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別是D號密碼，那是“非常危害美國利益的。”
現在，政府別無其他辦法了。儘管杜魯門總統在各次記者招待會中，還繼續說有關間諜活動的議論都是想把選舉運動轉移目標，但他的司法部已經動手把迄今為止還是由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所掌握的證據拿了過來。在紐約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審團，把微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