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動手槍。這是向各個中立國的政治家們提示：要贏得美國友誼，就要以武力對待詭詐的共產黨人。但對中立國的領袖如印度的尼赫魯說來，世界可沒那麼簡單。他想在這兩大敵對陣營之間表明有自己的立場。他認為有必要既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殖民主義。杜勒斯則認為中立是件壞事。他理直氣壯地向巴基斯坦運送軍火，從而喪失了印度的友誼。
儘管杜勒斯口若懸河，五十年代親蘇政府被推翻的只有美國後院的一個小國，那就是瓜地馬拉。這是否是個成就，也還是個問題，因為它播下了種子，使後來拉丁美洲發生種種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熱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點，就是他有意識地煽動東歐國家的人民。他許下諾言，要把那裡俄國的暴虐統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內閣會議上以極其喜悅的心情說，三天以前，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和英國的索爾茲伯裡候爵同他一起，對東歐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關心。他說，這是“就我所知，倫敦和巴黎第一次願意接受這條原則。”
休斯在這次會議的筆記中憤怒寫道，“難道他真的相信，語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嗎？”但杜勒斯本人相信與否倒沒那麼重要，重要的倒是從什切青市到的裡雅斯特市那些聽他講話的人民，都輕信他的話了。他沒有說明美國幫助他們解放的決心，只限於採取“一切和平手段”——這個限制是艾森豪威爾總是小心翼翼，不會忘記提出的——這就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東德的城市爆發了罷工，縱火和暴動。在蘇軍坦克把三萬東柏林人發動的暴亂鎮壓下來以後，艾克向報界強調，美國不準備對東歐進行實際干預。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騷亂了，因為他宣佈美國不會承認俄國對這些國家的合併從而“確定了他們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經常不在首都，這使那些愛用較低調子進行外交的人感到鬆一口氣。實際上他在到處旅行，象兜售人壽保險單一樣，建議各國和美國結成聯盟，作為對付侵略的保證，把美國的軍事力量作為鋼筋，將非共產主義國家緊密連結起來。除了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而外，又加上重組起來的美洲國家組織（OAS），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然後又在中東，簽定巴格達條約，後來又發展為中央條約組織（CENTO）。美國沒有參加，但對它大力支援。他和包圍共產黨國家的國家所簽訂的條約，每年又都加上新條款。到了後來，美國一共對八個安全條約承擔責任，要保衛四十二個國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寫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個謹慎的、精打細算的外交家，而是一個賭徒，隨便把我國的血汗、財富和榮譽拿來向外國開支票，比任何一個國務卿想充闊的還要闊綽得多。”
儘管在杜勒斯生前，沒有哪些國家要他把支票兌現，但假如有這樣要求的話，那麼要負責兌現這些支票的人們倒是非常擔心。有很多在國會各委員會里作證的人，都驚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國承擔的軍事義務在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實力。作為一個將軍，艾森豪威爾對五角大樓並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將空軍的預算削減了五十億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將軍。在福摩薩出現一次週期性的緊張時，他又發出一個指示，將部隊從三百二十萬減為二百八十五萬。他能這樣做，只是因為他是個五星上將的總統。他對對方提出來的戰略考慮，都說是在核時代並不實際，加以拒絕。有一次在白宮開會討論進一步削弱部隊數量時，他說“如果你冷靜地從邏輯上考慮問題，那麼在地面部隊身上花錢，還不如建築公路有利，因為這樣做，在敵人進攻時有利於大城市疏散人口。”
總統知道他想達到什麼目的，而已成為內閣裡強有力人物喬治·漢弗萊又支援他。他們的目的是要納稅人減輕負擔，並認為這是正確的辦法。謝爾曼·亞當斯寫道：“這個‘新姿態’和它的以核報復為基礎的規劃，顯然是艾森豪威爾命令把地面部隊減少的原因。”艾克是總司令；承擔責任的是他。為了排除思想混亂，他指示五角大樓制訂計劃時，要假設美國將以核武器來進行任何未來戰爭。國會里的民主黨人提出意見，認為美國受了哄騙，陷入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裡去，而總統這樣搞，則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確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個更為虛偽的諾言，就是“每塊錢都要花得更值得，”戰略上單一武器論對那些尋求簡單答案的人亦確實具有吸引力。很顯然，美國並不準備發動征服別人的戰爭。所以他們說，國防部顧名思義，就應只是搞防禦。他們只要求美國不受侵略，大規模報復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