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的美國人所研製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炮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戰的含義肯定是極大的。在7月舉行戴維營會議之際，在南方還只有兩個北越團。現在駐越軍援司令部已經查明有六個來自北方的團，此外大概還有兩個團，可能甚至三個團。還有一些正在南來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將軍一直在把他的營分散成連和排，以比美國運入軍隊快得多的速度經小道源源而來。
雙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儘管第一騎兵師投入的一個營遭到伏擊損失慘重，德浪之戰結束後，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將軍卻聲稱獲得一次勝利。數字似乎支援了他們的說法，敵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人那樣採取波浪式的攻擊，用英語大叫：“殺死美國兵！”他們被打死1；200人，而美國人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職人員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範恩，則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共產黨已準備好無限期地接受這樣的損耗。（一個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為祖國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天職。”）而美國在德浪之戰中的傷亡，儘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蘭部隊的一個新紀錄，它使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傷亡達到了死1；335人，傷6；131人。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卻認為威斯特摩蘭已找到獲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在籌劃更多的德浪戰役，而武元甲卻完全同意範恩的觀點。這位北越將軍確信（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他是對的），美國人民不會接受這樣重大的傷亡，容許美國承擔沒有盡頭的義務。武元甲認為這場戰爭的新階段是他的人力與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之間的抗爭，充當評判員的是美國公眾輿論。
12月間，麥克納馬拉勸請約翰遜暫停轟炸。臘斯克表示反對，現在他已經是最強硬的鷹派人物之一了。但是總統停止了B－52的出動，並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員，散佈華盛頓準備謀和的訊息。兩位義大利教授抵達河內試探胡志明的態度。一開頭，談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準備採取和解態度的話剛傳到臘斯克那裡的時候，河內卻忽然譴責一切都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捏造”。美國人吃了一驚。在德浪之戰以後，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清楚他面臨著失敗。海軍陸戰隊計程車兵們想起了他們的一個老笑話的結尾的一句話：“總有哪個狗孃養的沒有得到信兒。”
※※※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要求制定1965年選舉權法時，他在演說結尾處的一句話，由於新的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流出的血和淚，而有了光輝的意義。他說他們的事業“只能也是我們的事業。因為不僅黑人，而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克服祖輩傳下來的偏執和不公正的缺陷。我們也一定會克服掉的”。
這是自由派說得很漂亮的空話，但是在那一年中這句話有時似乎不過是很可懷疑的預言。最高法院關於布朗對教育局一案的裁決，在5月17日剛度過它的11週年，而種族主義現象卻似乎比過去更甚了。耶魯大學的斯蒂林講座歷史學教授範恩·伍德沃德說：“在學校裡，現在黑人與白人比他們上一代更少接觸。”從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黨獲得了空前眾多的黨徒，即使在南北戰爭後的南部重建時期，也沒有這麼多過。1965年10月，據報道，伯明翰的一個黑人由於一個白人救護車司機拒絕送他上醫院而流血致死。一個亞拉巴馬州的商人在談到民權運動時，信口對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等這股風過去了，這些黑鬼在這裡不用想過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種族方面的氣候也好不了多少。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區的馬克特公園發表演講說：“我在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都沒有看到過像在芝加哥看到的這樣深刻的仇恨。”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時佩戴的一個小徽章似乎象徵著千百萬白人的態度，那上面就簡單兩個字：“決不”。意思是，不論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這樣的人，決不會承認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對著這種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態度繼續發生變化。他們不斷分裂成許多小派別，相互十分敵視。馬爾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領導權力之際，於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頓區的奧杜邦舞廳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殺，這反映了在黑人好鬥分子之間的深刻分歧。黑人絕望心情的一個標誌就是一些團體提倡“返回故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