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非洲故鄉去”。在黑人地帶大約五十個居民區中組織起了“防衛執事團”與三K黨戰鬥。其他的人則相信李·羅伊·瓊斯的話，他告訴他們“美國白人大多數是壞蛋”；或相信詹姆斯·福爾曼的話，他發表一個“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猶太教堂（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恰恰都是極為熱情地支援民權運動的）付給黑人5億元的“賠償費”。
鼓吹分離主義的集團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奧克蘭出現了第一小批黑豹黨人。1965年11月，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提出了莫伊尼漢報告，這是一個說理嚴謹的檔案，它論證說，解決黑人社會內部的問題的最現實的做法是首先消滅奴隸制度留下的最壞的遺產：黑人依賴福利救濟過活，離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駭人聽聞的私生子數量，每四個黑人嬰兒中就有一個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漢報告談到的事實是無可爭辯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極的一年，許多事都對黑人的自尊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以致他們不能正視這些事實。黑人領袖因此給這個報告扣上種族主義宣傳的帽子，並且指責報告的作者是一個“法西斯分子”。
範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寫道，“就聯邦法律有能力處理”種族隔離和不公正現象而言，“國會剛剛能完成它的任務”。這類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項是該年的選舉法。馬丁·路德·金在1月份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指出南部500萬黑人適齡選民中有300萬人沒有進行選民登記，他宣佈要發動一次全面登記選民的活動。這一活動將在亞拉巴馬州的塞爾馬開始，在這裡，1。5萬名可以登記的黑人選民中，只有325人登記了，而1。4萬名可以登記的白人選民，登記的卻達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帶領第一批黑人要住進塞爾馬過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當他在旅社辦理登記手續時他照例被一個白人種族主義分子拳打腳踢打了一頓。毆打他的那個人被課以100元罰款和60天監禁，在金看來這是尊重法律的一個良好開端，可是選民登記運動很快就停頓了。一個最簡單不過的道理是，塞爾馬的大多數黑人對選舉權不感興趣。需要某種劇烈的行動才能使他們覺醒起來。這類行動果然——這是富有典型意義的——出現了：在附近的佩裡縣，一個準備進行選民登記的黑人被一夥白人殺害了。當地的民權運動領袖們指望利用這件事，利用縣警長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氣，利用華萊士州長炫耀權勢的作風，來使他們的運動得到復興。
他們宣佈要在3月7日舉行一次抗議遊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將從塞爾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馬利市，沿傑弗遜－戴維斯公路系統第80號公路中段往南走。華萊士立即以威脅商業和公安為理由禁止此次遊行示威，並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長；後者為了表示他忠於過去的傳統，還糾集了一批騎馬的自警團。3月7日（這一天將作為“黑色的星期日”載人亞拉巴馬州的歷史和成為民間傳說），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們事業的白人不顧禁令，從非洲人衛理公會主教派布朗教堂出發走到了橫跨亞拉巴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橋。在這裡，他們與克拉克的騎馬的自警團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於他們不理睬限兩分鐘內散開的警告，自警團於是揮動警棍和溼皮鞭猛烈攻擊他們。催淚瓦斯的黃煙從州警的隊伍中噴射出來。被轟散的黑人狼狽退回教堂。伴隨著他們的是電視攝影記者，他們拍攝的影片將保證塞爾馬在一夜之間變成鎮壓的象徵。
在“黑色的星期日”這一天，金博士正在亞特蘭大布道。他放下手頭的一切事務飛赴塞爾馬，宣佈他要在星期二領導第二次進軍，並號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來參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師和猶太教教士都同意參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舉行了同情示威遊行。黑人運動活動家在司法部和白宮舉行了靜坐抗議，約翰遜總統發表一項宣告譴責亞拉巴馬的官員“對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徑”。他派遣約翰·多爾和佛羅里達前州長勒魯瓦·柯林斯去塞爾馬，他們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徵性的進軍，在那橋上走一個來回。克拉克警長和金博士雖然極不樂意，都勉強同意了。從金這方面來說，他不樂意是有道理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好鬥的黑人青年，指責他是“湯姆大叔”主義者。在離開那座橋時，他們唱著民權運動的歌曲嘲弄他：“我們不能隨便讓人使我們回頭。”
在同一天晚上，塞爾馬危機中發生的三起謀殺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暫時回頭了，這三起謀殺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權運動的白人。波士頓惟一神教派牧師詹姆斯·里布，在他離開一家黑人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