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政府在“共產主義面前膽小害怕”。他的責難使得崇拜者起立歡呼，大喊大叫，他說：“仁慈的上帝使這個強大的共和國成長壯大，是要它成為勇敢無畏的人的家園……不是要它在強橫的共產黨人面前縮成一團……是我們的無所作為築起了柏林的恥辱之牆。無所作為染汙了豬灣的羞辱的沙灘。無所作為使得寮國的自由在逐漸死亡。無所作為在危害著越南的叢林。”
利用東京灣事件，約翰遜可以把戈德華特的這一論點徹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著國家的大旗，要求國會讓他放手對付北越的那些海盜。為了這一目標，他將國會的領袖們召到白宮，要他們透過決議，授權他果斷地對付這類挑釁行為。他說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項兩院聯合決議，類似1955年在中國臺灣問題上、1957年在中東問題上國會授予艾森豪威爾的抗擊共產黨威脅的權力。比爾·邦迪已經替他起草了決議草案，總統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負責為這一議案奔走。富布賴特當時竟然同意，這事他後來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戰還很嚴峻，國會山上沒有什麼人會主張對共產黨的“狂亂”給予溫和對待。俄勒岡州的韋恩·莫爾斯則是例外。第二次東京灣事件發生後的那個夜晚，莫爾斯接到從五角大樓來的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聽說這位參議員將反對總統提出的議案。他建議他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他應堅持要求檢視“馬多克斯”號的航海日誌，這樣就可以發現這艘驅逐艦離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瞭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應該要求知道這船是派出去執行什麼任務的：這可決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爾斯研究了決議案的措辭，認為它是違憲的。他向富布賴特指出，只有國會才能宣戰。而這一決定將是同意總統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不宣而戰。富布賴特提醒他有關中國臺灣和中東的決議。莫爾斯說，那兩個決議也是違憲的，但比起這個來，多少還有點理由。當時危機嚴重，必須立即做出決定，這一次並不是那樣。越南的鬥爭看來不知何日才能了結，這樣給予總統一種沒有時間限制的權力就將是允許總統在任何他認為合適的時候進行干涉。莫爾斯說，決議案的措辭太籠統。他要求富布賴特舉行意見聽取會。富布賴特說，不可能，這是非常時期。莫爾斯不同意這一點，他是完全對的。但富布賴特已決定要求立即透過，把它說成是關係到參議員是否愛國的問題。這就孤立了莫爾斯和支援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歐內斯特·格里寧。議案在眾議院只討論了40分鐘，就以414票對0票透過。參議院討論的時間長一些，辯論了八個小時——但正如一位觀察員後來所批評的，這“比參議院平常修訂漁業法案花的時間還少。”
當時表示不滿的評論寥寥無幾。這一行動被看做是慕尼黑後決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賴集體安全的思想路線的必然延伸。按照這種推理，如果我們和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其他簽字國現在去援救南越，那將來加利福尼亞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脅時，別人就會來幫助我們。迪安·臘斯克乾脆說：不如此行動就會使美國陷於“致命的危險”。後來這種說法會遭到鬨笑，但在當時卻沒有人覺得可笑。臘斯克這一立場實際上是當時兩黨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贊成這一決議的參議員中就有：尤金·麥卡錫、喬治·麥戈文、伯奇·貝赫、艾伯特·戈爾、雅各布·賈維茨、約翰·謝爾曼·庫珀、弗蘭克·卡爾森、喬治·艾肯和弗蘭克·丘奇。《紐約時報》評論說：“全國對總統的一致信任是至關重要的。”《華盛頓郵報》說：“約翰遜總統贏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盧·哈里斯民意測驗報道：約翰遜7月對戰事的處理，全國有58％的人表示不滿，但這時卻有72％都表示贊同了。哈里斯寫道：“僅此一舉，約翰遜先生就把他在對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點變成了最雄厚的資本。”連沃爾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援，相信總統已向全國表明，美國捲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轟炸，他決不會派遣軍隊。支援政府的人興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國內大多數人支援的。要在很久以後，他們才會回想到莫爾斯的預言：
『我相信，歷史將載明，由於這一決議，我們犯下了破壞和無視美國的憲法的嚴重錯誤……正如我今天竭力詳加闡述的，我們事實上是要賦予總統在沒有宣戰的情況下便能發動戰爭的權力。我相信，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
約翰遜於8月7日該決議透過的當天便籤署了。八個月後，他對一群訪問者齜牙一笑說：“就我所知，我們的海軍只是在那兒炮打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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