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當時力勸這位部長頂住他的僚屬對他施加的壓力，結果可能也會不同。但是當時我新進內閣，不願意對老一輩的政治家堅持我的觀點。”
那個星期六，又發生一件事。沃爾特·李普曼也參與進來，後來比德爾的僚屬們都認為他的意見是決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發表專欄文章說：“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偵察，想對美國防務進行試探，已歷很長時間，這是一個事實。”華盛頓不願採取“大規模疏散和大規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劃為作戰地區，有些地方隨時可能成為戰場。憲法上沒有規定任何人可以在戰場上居住和經商的權利。”德威特將軍也不可能提出比這更加有力的理由來。內政部副部長福塔斯和戰時安置署署長米爾頓·艾森豪威爾的辦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這件工作。2月19日總統簽署了第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陸軍部劃定“軍事區”，可以不讓“任何人或一切人”進入這些地區。
這不是一件值得羅斯福誇耀的事。他大筆一揮，便把一批清白無辜、莫名其妙的人們交給德威特自由擺佈，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數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樣，比以前的殖民者還更忠誠於他們入籍的國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種出來的水果和蔬菜，就佔加利福尼亞產量一半以上。按美國的傳統標準衡量，他們已奮鬥成功。至於二世，還只是十多歲或二十來歲。他們土生土長、在加利福尼亞公立學校中教育長大，無論講活、衣著、行為舉止以至跳舞，都和他們的白種同學並無不同之處。
按照德威特的解釋，總統第9066號行政命令規定自願遷居於3月27日結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時來料理家務，結束生意和處置家產。他們到新地區定居，只准攜帶個人衣物，裝在手提箱裡。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資和銀行存款都要沒收。沒有上訴或甚至抗議權利。這樣一世就喪失了價值七千萬元的農地和裝置，三千五百萬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億元的年度收入。儲蓄、股票和債券的損失，更是無法計算。
3月30日星期一，從黎明開始，德威特的第20號平民遷離戰區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書一樣，一張張釘在日裔的各家門上，這次行動有如軍事行動那麼迅速。對那些初學走路還不會講話的嬰兒，每人發一條標籤，等於行李那樣處理。不久，卡車隊就在門前停下。士兵們就在人行道上喊著：“日本鬼出來！”這個命令叫起來象安·弗蘭克在荷蘭的人行道上聽到的德國士兵叫喊“滾出去，猶太人，滾出去！”一樣令人膽戰心驚。卡車把他們運到十五個集中區，其中有華盛頓州亞克麥市的一個釀酒廠，加利福尼亞州帕薩丁那市的玫瑰碗體育場，以及在聖·安尼塔市和坦佛蘭市的賽馬場。住在賽馬場的條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馬廄裡。
這些集中區只是臨時集中區。這點在米爾頓·艾森豪威爾和福塔斯的報告中就說得很清楚。犯人們（他們現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發了身份證，他們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時受到檢查。政府準備著建設十一個巨大的“安置中心”，雖然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這件事。由於各州州長們對他們既然不表歡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設定在聯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國內最貧瘠荒蕪的地方。
總統本人從沒有視察過這些陰冷荒涼的營房，但有一次他稱之為“集中營”。情況確是如此。一個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給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寬二十五英尺長。沒有一間裝上煤氣爐或自來水。一排營房共用一個洗衣間、一個食堂、一個廁所和露天的淋浴間，婦女在那裡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見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婦女同她們的祖先共有的特點。可是當她們提出這問題時，監視她們的哨兵就說算了甭提了。她們現在不已是美國人了嗎？
在內華達山脈東部的慘淡淒涼的地帶，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荒涼孤寂的歐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偏僻荒蕪的錫斯基尤縣的圖利湖畔，他們要度過未來的三個年頭。在鐵絲網的重圍內，在瞭望塔上的強光探照燈每晚照射著他們房子的情況下，他們掙扎著，盡力保留一些戰前的生活習慣：教養他們的孩子，參加教堂禮拜，舉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禮，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禮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禮。
他們的事業應該是每一個相信自由的人的事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後來稱之為“美國曆史上大規模侵犯公民權利最嚴重的一次。”可是當時一般輿論並不這樣看。如果聯邦政府要聽信加利福尼亞人的意見，這些營房也就很可能改為永久的了。別人怎樣議論是一回事，那裡的種族主義者可不打算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