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任何一代學生當中，大多數人總是沉默的；作為特徵的總是那肯講話的少數。在二十年代裡，並沒有很多大學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數幾個人駕駛斯塔茲熊貓牌賽車；在三十年代裡，一小批人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同盟，或是為和平舉行罷課。但在五十年代裡，很難找出任何肯講話的人，很難找出任何稱得上是領袖的人。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大學足球隊同時選出兩名隊長，或是選出人輪換當隊長。作為美國優秀大學生聯盟會員章的鑰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裡。大學生們似乎蔑視領袖的概念，而寧願代之以他們稱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細琢磨起來，所謂“面面俱到的人”其實是一個全無特點的傢伙。關於人的這種美德，威廉·懷特在《有組織的人》一書中曾闡述說是，“表現決不突出，熱情決不過分”。這些校園裡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領導來自集體，進步要靠所謂解決問題的會議，於是認為用不著進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還在於他們不相信個人主義。個人靠犧性別人來尋求聲譽和成就。個人愛鬧摩擦，製造麻煩，危及神聖的集體，誰也不願與之發生聯絡。
根據他們的奧妙觀點，好爭論竟成了最嚴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擔任何任務，其實他們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養。這一代人的成員沒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滅。他們閉口不談什麼話，避免嚴肅的討論：他們把改良家稱為“假善人”，敬而遠之。在個人自由與社會制度的衝突中，他們豎決站在社會制度一邊。他們不求名，只求別人的讚許。他們渴望在集體行動中協作，有意剋制可能脫離群眾的特性。在這些年代裡，富有的大學生開始裝出一副寒酸相，他們身穿斜紋布衣服，以免顯出與眾不同。一名大學游泳運動員找著里斯曼說：“我對那些我想與之競爭的傢伙感到惱火。我一定有了什麼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樣，他真能同別人合作。從不象我這麼計較輸贏。”維特也注意到大學生們不再夢想自己開業做生意，他們要去給別人工作，而且企業越大，他們就越加信任。但是，對當推銷員或是步步高昇到當主要的經理人員，他們並不大感興趣。推銷員是競爭者；經理人員有時要嚴厲一些。大學四年級學生多半告訴公司招工人員說，他們想在人事部門工作，因為他們喜歡人；他們也想到宣傳聯絡部門，維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為在那裡，他們能夠“在公司的時間內對大家討好。”
這種觀點自然同抗議行動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麥卡錫主義作鬥爭是當時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學生們卻不怎麼關心。這個參議員在校園裡找不到幾個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們多大的憤慨；大多數的大學生覺得這個問題令人厭煩。在各個領域——包括神學、新聞學、法學——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都顯而易見，但是有重要意義的是學生們對職業的選擇卻發生了極為明顯的變化。現在的熱門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間，把人文科學放在首位的傾向已經衰退，以至於在十個大學生中主修基礎學科的不到三名。職業訓練得到了年青人的專愛，而工商業又是最受歡迎的職業，因為它對學生們選擇的投資提供最高的利潤。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國所有大學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專業。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專業的成了大學生中最大的集體。
如果他們有什麼理想人物的話，那便是湯姆·拉思。他是斯隆·威爾遜所寫的《穿整套灰色法蘭絨衣服的人》裡的主人公。小說開始時，威爾遜的男主人公有個叫做貝特西的妻子、三個小孩、在韋斯特波特有座六個房間的住宅、一輛1939年出廠的福特牌汽車、一萬塊錢的軍人人壽保險，並且在一個慈善事業基金會里任職，年俸七千元，但卻是閒差。生活是愉快的，雖然比較簡樸；他需要買一部新汽車，廚房裡的油氈又開始磨損了，等等。後來，湯姆似乎碰到了好運氣，有一份工資九千元的搞宣傳聯絡的公共關係，工作讓他幹。他接受了，但卻發現了難題。在他的新工作崗位上，他必須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個小時的午飯，再也沒有長時間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時間內討好別人；他現在必須生產，有時還要在辦公桌邊工作到5點鐘以後，甚至還要在星期六上班，佔去了他和貝特西以及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這一切使他惱怒，他告訴老闆應在哪裡剎車。湯姆對多掙錢沒有意見，但是如果作為交換條件他必須減少作為丈夫、父親、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堅決不幹。這是故事的高潮，而結局就更為離奇。老闆竟讓了步。
『“當然啦，”霍甫金斯站起來，又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氣地說，“也有很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