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職位不需要幹特別多的工作。現在的問題無非是為你找到適當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確實相信這個。在他們的人為的同志情誼外表下存在著一種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種安徒生式的信念：認為由於某種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著時鐘誰時下班的人將會獲得大家所謂的“美好的生活”，“通情達理的美好生活”，“正當而完滿的生活”。霍甫金斯辯解說，“總要有人幹工作。”而湯姆也同情地回答說，“我知道。”總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趕得神經病的那號人。
『“我不願意放棄時間。我是在講老實話。我想要這筆錢。沒有人比我更愛錢。但是我這種人可不能永遠晚上幹，週末也幹，諸如此類，沒完沒了。我猜想工作也許還包合更多的東西。我不是那種可以全種貫注去幹工作的人——我沒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湯姆們相信所有偉大的發現已經做完，所有偉大的夢想已經實現，全部巨大的財富已經到手，他們可以心安理得，一週上五天班，每天從上午9時到下午5時，撥弄一下技術和處理一些專門性的事，同時把他們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職業性的興趣上面——做禮拜、公眾活動、“瞭解”孩子們、高爾夫球、少年棒球聯賽、和貝特西一起過著滿意的生活，一起在家裡鋪設水管子。這一切都將是他們的，只要他們在畢業前找到合適的招工人員簽訂合約，報名參加那競爭者的洪流，大搖大擺地沿著消費的超級公路前進。正如一位社會評論家所指出的，頗有重要意義的是大學生不再談論“照章辦事”，而是說他們“心中有數”。他們也意識到這個數會因時而變，但他們確信，到時候會有人告訴他們該怎樣辦的。
人們不大談論出賣了。已經沒有必要。他們從一開始就在羈絆之中，就象中世紀的青年人受寺院約束一樣，他們受著美國方式的約束。對他們來說，在他們畢業後等候著他們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無情，當然更無敵意。在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刊物《代達魯斯》裡，一名院士報告說：“在當前這一代大學生當中，佔主導的特徵是他們對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對未來的展望都感到無比心滿意足。對他們的健康、未來職業、家庭關係、國內和國際社會的狀況、他們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沒有幾個人感到擔心。”即將畢業的四年級學生對現狀準備雙手擁護，必要時還要捍衛它：他們願意守法、納稅、服兵役並且參加投票，雖然投票以後，他們也就再也不去關心政治。他們願意在衣著、言語，信仰、擇友、頭髮長度，而且尤為重要的，願意在思想方面，服從社會的要求。而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可以獲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權利與優惠，這就是說，獲得經濟上的保障。
就是這樣的一樁買賣，真使學生們的老師震驚。經受過貧困和法西斯考驗而倖存的美國遺產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個子所背叛，他們寧可犧牲理想去換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頭刀和十四開金的賒購牌【美國商店發給有賒購帳的顧客的金屬小牌，憑此標記，顧客購物時可不用付現款。——譯者】，他們同意艾森豪威爾將軍給知識分子所下的定義：“一個誇誇其談，言過其實的人。”
在紐約的羅德夫·肖羅姆猶太寺裡，劉易斯·紐曼法師把襲劫襯褲的惡作劇歸咎於麥卡錫主義。他論證說，這個威斯盛星州參議員把“對重大問題的嚴肅討論或發表不同意見變為危險的事，”於是學生們只好“透過愚蠢而不體面的‘偷襲’宿舍來發洩他們抑制不住的精力。”這未免言過其實，但也多少有點道理。嚴肅的討論即便不是絕對的風險，但差不多在每一層有組織的社會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勵的。一名噴氣推進工程師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經是羅森堡夫婦的朋友外，顯然沒有任何其他理由。歐文·拉鐵摩爾在一個國會調查委員會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鐵摩爾於1952年和1954年兩次受控告。最後一次控告於1955年被駁回。】國務院禁止到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美國在聯合國的僱員開始作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僱。麥卡倫－沃爾特移民法的透過簡直是保證到美國各大學講學的歐洲學者都要當眾受到屈辱。
麥卡錫這時得意已極，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傳來蹂躪自由思想的新訊息，多思善感的學生幾乎難免不作出這樣的結論：唯命是從受到獎賞，而信奉異端則受到懲罰。華盛頓成了麥卡錫同敵人搏鬥的主要戰場，而在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裡都在進行著各種規模的有聲有色的衝突。比如說在得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市，就有人建議公共圖書館把被稱為共產黨人或有同情共產黨嫌疑的人所寫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