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蓋上紅色標記，這引起了一場風波。持這種主張的人的首領是當地的家庭婦女默特爾·格拉索克·漢斯太太。《紐約時報》報導說，漢斯太太“從來不以有文學造詣和博覽群書而自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她對書籍裡面的陰謙詭計沒有一些相當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單，並且要求處理他們的著作。她並沒有要求把這些書都真地燒掉。只要標記鮮紅，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滿意了。標記蓋在封面裡頁，指明作者的共產黨組織關係和政治感情，還加上他被“傳訊”的次數。漢斯太太說，“這樣讀者就會認識到他在許多場合下都是閱讀著共產主義宣傳品。”聖安東尼奧市長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認為漢斯太太的建議極好。接著事態發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範圍。閱讀蓋有紅標記的書的人被監視者登記下來。他們的名字被轉送到聯邦調查局，不然的話就在《聖安東尼奧新聞》上公佈。這件事激起了市內有權勢的馬弗裡克家族的不滿，他們全體都是主張公民自由權的。這場爭吵以反對蓋標記者的得勝而結束，但是已經弄到許多家庭不和、友誼破裂了。
在印第安納州，另一個家庭婦女托馬斯·懷特太太，是印第安納州教科書委員會的委員。對於盎格魯－薩克遜的民間傳說提出標新立異的解釋。她宣稱：“現在共產黨對教育有一條指示，要強調羅賓漢的故事。他們強調它的原因是羅賓漢劫富濟貧。這可是共產黨的路線。簡直是對法律和秩序的玷汙。”但是，共和黨州長卻不願表態支援或反對羅賓漢。在英國，諾丁漢郡司法長官威廉·考克斯告訴記者，他的意見是羅賓漢（1160－？）沒有當過共產黨人；但是印第安納州的教育總監威爾伯·揚卻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不管怎樣，他還是在重讀羅賓漢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沒有什麼東西不能懷疑；在有些單位，受到懷疑就等於有罪。美國的主要歡劇出版家塞繆爾·弗倫奇似乎嫌開黑名單還不夠厲害，宣佈組織一次劇本比賽，但在比賽中，保留“宣佈任何捲入或逐步公開卷入學術、文學、政治或道德爭論的作者喪失錄選資格的權利。”
聯邦調查局特務在校園內公開進行安全調查，校董會又要求學生作效忠宣誓，大學生們在這種情況下如不閉口無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開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車公司董事長保羅·霍夫曼，一名開明的共和黨人則是一個例外。他對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別的時代，都難以說得上是大膽的，但是在當時，敢於堅持任何觀點卻是不尋常的事。他在美國西南部一家較大的大學裡演說後，一名大學生問道，“在象我們這樣的學校裡，你認為應該對共產主義作任何研究嗎？”霍夫曼回答道，“應該。我認為我們應該講授什麼是共產主義，這樣，美國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夠確切地知道，為什麼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形成這樣一種威脅。”那個學生說，“我也這樣想，但是在此時此地說這樣的話是危險的。”事實上，霍夫曼說這樣的話也並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監視，當他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主持下，爭取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再度演講時，美國退伍軍人團設法使他無從使用市內戰爭紀念館。其實，他這次演講的題目卻是自由企業。
反共迫害、新熱核武器的恐懼、父母關於大蕭條的故事，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這一代人並不全無辯護者。普林斯頓大學的奧托·巴茨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著文，認為這一代人的長輩對他們判斷錯誤。他說他的學生不過是謹慎小心。他認為，因為他們在政治上缺乏戰鬥精神而貴怪他們是不對的。“未來很可能會表明：在國內和國際生活裡，他們正好是我國長久以來就非常需要的那種講求實際的理想主義者。”這樣的頌揚軟弱無力，沒有得到什麼響應，也沒有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一位更為著名的教育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非利浦·雅各布認為，沉默的一代的準則表現出對美國傳統的背離。他寫道，雖然學生們也很會講真摯、誠實、忠心等一類好話，他們自己“在學術上的老實態度方面的標準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裡，有計劃的欺騙並非例外，而是司空見慣的事。”他覺得他們的享樂主義與反理智主義表現出他們已拋棄清教徒的傳統，並且認為：“也許這些學生是一場重大的文化和倫理革命的先驅，是一個本質上世俗的（但在名義上是宗教的），面向個人的（但又是結成集體的）社會的不自覺的引路人。”
即使還有別的人也隱約看到革命的幽靈，他們也閉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劃出的輪廓，別人到時候會賦以血肉。想想這些後來人對當時的自願緘默有些什麼感覺是饒有興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