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小威廉·巴克利——共同創辦了《國民評論》。同時，他還定期為《美國信使》月刊撰稿。在這個月刊裡，他抨擊了羅伯特·奧本海默、聯合國，以及他本人就是一名終身會員的全國來福槍協會的批評者。（“如果拉丁美洲人人都有手槍，他們就會有民主。”）他宣稱，國民警衛隊是反對聯邦政府獨裁的最強大的保障。他贊成秩序，贊成軍隊中下級服從上級，以及“由尊重權威的服從而產生的紀律”。
到了1960年，赫斯對樸實的個人主義的抒情般的讚揚，為他在俄亥俄州龐大的錢皮恩紙張與纖維公司獲得了擔任董事長助理的閒差。他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在郊區一所華貴的住宅，有十七套定做的服裝。他在錢皮恩公司的任務是勸阻敢作敢為的工會組織者，並對僱員灌輸忠城公司的思想。該公司不時把他外借給右翼智囊班子。他為眾議員梅爾文·萊爾德彙編了《保守派檔案》。1960年他為理查德·尼克松撰寫政策性論文；1964年他作為巴里·戈德華特的首席顧問，替這位參議員匆忙趕寫了接受黨的提名的演說稿。他說戈德華特提供了“難得的人選，而不是應聲蟲。”
接著事情突然發生問題。林登·約翰遜不但獲得選舉勝利，而且是依靠赫斯所崇拜的英雄，大企業主的資助而獲得的。赫斯發現他的一份右翼刊物的後臺老闆因得到聯邦農業補助而發了財。但最大的創傷，是戈德華特的慘敗使赫斯在“老大黨”的各種圈子裡完全不受歡迎了。按照慣例，曾經為一次失敗的競選很好出過力的人是可以指望在黨的其他仍然在職的成員手下獲得一個職位的。他在國會山上挨門挨戶，希望透過共和黨找到受僱的機會，但是毫無所得。誰也不要他擔任任何職務。到了第二年春季，他已是窮途末路，願意去充當國會大廈的電梯司機。就連這樣一個職位對於他也是求之而不可得。最後他落得在華盛頓一家機器廠上夜班焊接推土機。
這年是約翰遜為越南戰爭進行第一次大規模軍事集結的一年。赫斯大為吃驚。這說明現存社會體制已失去控制。他看到了自己的錯誤，並得出結論，“我的大敵不是哪一個特定的國家——比如，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國家本身。”在他看來，極端保守派的反共狂熱把他們引到一種災難性的錯誤。他們曾經信賴聯邦政府的權力，結果使官僚制度得到勝利。他崇拜的新英雄是主張權力歸於人民的黑豹黨，以及“氣象員”派嬉皮士：“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正在提出一些基本的政治問題，而警察為此正在對他們鎮壓。”他開始閱讀無政府主義的作品，並且宣傳反對權威——藐視法律、抵制徵兵、隱藏政治犯，如果政府宣佈沒收你的住房，要拒絕遷出。
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改變了。他遺棄了他的妻子，留起一臉鬍鬚。他把那些定做的服裝留在衣櫥裡，現在，頭戴卡斯特羅式的帽子，赤腳穿上網球鞋，身穿一件破爛的野外茄克衫和褪了色的綠色工裝褲。由於他拒不交稅，因此不得擁有財產。他住在阿納斯科希阿河上一個女友的一艘可供住家的船上。他對一個記者說，“我捻接繩索，油漆甲板，並且密謀反對國家。”他的密謀限於在校園裡演講，在黑豹黨集會上激勵聽眾，以及為《壁壘》和《艱難時世》雜誌寫稿子，但是聯邦調查局在密切地注視著他。
他的一些現在在尼克松領導之下管理政府的老朋友為他驚訝得發呆。在通往權力的走廊裡，他們低聲講說著關於他的故事。他侵佔著聯邦的土地。他曾參加一次摩托車競賽而折斷了一條腿。人們見他揹著旅行揹包和一些人所共知的罪犯一起在特區閒逛。他曾經鼓吹沒收一切公共財產和大公司財產，身上帶著一張世界工人黨的黨證，曾經在一次反戰暴亂中被捕，曾經在一次向迪克斯堡進軍中受到瓦斯彈侵襲，曾經在一次激進的大會的高聳著一面大黑旗的講臺上講過話，曾經獲得《花花公子》雜誌當年度最佳非小說性文章獎——一篇對意志自由論的讚歌。
聲調柔和、肌肉發達、長的漂亮的赫斯，在那可供住家的《平靜號》船上繼續在密謀策劃著。他的前艙璧上安放著自己心愛的來福槍，象徵著他認為一個人有權保護自己不受官僚們奴役的持久信念。他的周圍堆集著文稿：有講演草稿，自傳的筆記、小冊子、一本論資本主義國家邪惡的書的手稿。他哀嘆“戈德華特現在站到既成權力機構一邊”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實。他聽說這位參議員曾拒絕談論他，但是他對此是能夠理解的。他沉思地說道，“如果巴里認為我瘋了，我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
第三十三章 毛病百出的一年
這一年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