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力量。他們中間的60名黑人學生，要求白人學生離開。他們說，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在他們看來戰鬥性不太足。有一種說法是，黑人當時都帶著槍，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場。他們的白人兄弟並不認為修體育館的事值得動槍。有的白人學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說：“為什麼要他們管這事？國家的分裂和兩極分化已經夠嗆了。”不管怎樣，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時，拉德宣佈漢密爾頓大樓已不需要白人學生。他們把大樓交給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樓圖書館，貼出通告說：“解放區，可以自由參加進來。”柯克校長的辦公室就在這座樓裡。他們破門而入，進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檔案照了相，有的給亂扔一氣；他們吸了柯克的雪茄煙，把他的雪利酒也給喝了。而這才不過是個開始。他們對記者說，他們認為破壞學校的行為是對的。他們援引在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時所確立的一些原則。他們聲稱，柯克領導下的哥倫比亞大學當局和納粹一樣壞。
現在，他們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奪取了費耶韋瑟社會科學大樓；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築設計中心艾弗裡大樓。星期五，第五棟大樓也被佔領。他們在這座樓的陽臺上掛出一條橫幅：“拉德大樓，第五解放區。”他們建立了指揮所，並且油印了各種宣告。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們全體，柯克不同意，說如不採取懲戒行動，就會“毀掉大學集體的整個結構”。另一批學生（運動員們）一度看來有可能把造反者趕走。（一個摔跤運動員說：“如果這是野蠻社會，那就是適者生存——而我們正是適者。”）可是柯克不願再出現暴力，所以對他們進行了約束。他還作了讓步：暫停體育館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樓裡大喊大叫，這不夠！他們要求退出防務分析研究所，同時提出他們剛剛才想到的許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給他們運來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為他們聽說可以用它來防禦催淚瓦斯。他們估計警察可能使用催淚瓦斯。
他們沒有想錯，警察果然來了。當第一隊警察開到莫寧賽德高地時，有30名哥倫比亞大學的年輕教職員把住洛樓的大門不讓進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著大學董事議決“堅決指示”柯克“對學生的行為實行果斷的紀律措施”。這樣，他便做出他自己後來所說的畢生“最痛苦的”決定，必要時用武力奪回那些大樓——動用了組成快速楔形隊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決的是漢密爾頓大樓。黑人學生都很聽話，黑人律師出場為他們辯護，黑人警官監督他們撤出。黑人學生安靜地離去以後，經過察看，大樓各處整潔如常。
白人學生佔據的大樓的情形則大不相同。在這裡只要看到學生有任何反抗表現就動用棍子，拳打腳踢，把他們從混凝土樓梯上推下去。圍觀者有幾千人，警察告訴他們，只要他們站在警察組成的人牆後面，就可以安然無事，可是後來看出，他們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於是警察同樣向他們衝打過去。總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學生被勒令停學一年。考克斯應邀對這些騷亂進行調查。經過21天對79名目擊者進行查證之後，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佈了一份222頁的報告，對大學當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評之辭。報告雖然沒有為帶頭鬧事的學生辯護，但認為學生的行動“同（警察的）殘暴程度並不相稱，警察的殘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調查人發現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貫把學生放在”他們輕重緩急考慮的“最後位置”。其結論是：體育館和防務分析研究所問題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根源在於學生們對越南戰爭和美國的種族歧視深為不滿。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學校學潮中好鬥的白人有著共同的特點，他們大多出身郊區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開明，他們都是學文科而不是學理科的，成績都很突出，而且以猶太人居多。21歲的特德·戈爾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倫比亞風潮中的頭頭和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一名分會主席。戈爾德對記者說：“我們鬥爭的目標，不僅要爭取一個革命化的哥倫比亞大學，而且還要爭取一個革命化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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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的某個時候，一個從來不違反停車訊號的人也開始違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於是他推而認為那種法規是愚蠢的，只有機器人才會服從它。他又違反了一次，在一個月以後，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斷幹下去了。而又過了一個月，只要他到達十字路口，即使紅燈亮了，他也直闖過去。雖然他不理會這些交通聯絡手段，他還是感到生氣，因為在他喜愛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務員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