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已經十分清楚，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影響的顧問不是羅傑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以普通公民身分寫文章，建議執行兩條平行的談判路線。他建議說，一面讓越共和南越人努力尋求一項政治解決辦法，一面華盛頓和河內可以安排共同撤軍的日程表。現在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訪問西貢回來，總統的新戰爭政策就有了另外一些新成分。萊爾德認為阮文紹軍隊的戰鬥能力可以提高到能單獨作戰的程度。白宮抓住這一見解作為完成越南化的一種方法。尼克松於6月8日在中途島把這個訊息告訴阮文紹後，宣佈第一次撤軍二萬五千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建議說，政府應“降低戰鬥的水平”，於1969年底撤軍十萬人，1970年底撤出“全部地面戰鬥部隊”。克利福德寫道：“除了開始撤軍，我們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如此有利於或有助於使南越問題在政治上趨於成熟。況且，我認為，我們要指望透過我們的軍事力量達到任何目的，是完全不現實的，我們已到了只有設法脫身的時候了。”尼克松感到有些惱火，他對全國電視觀眾說，“我希望我們能夠打破克利福德先生的時間表，因為我認為我們現在做得比他負責國防部時做得稍為好一些。”他的助手們急忙解釋說，這並不是一個許諾，但在9月間，總統宣佈說，他希望“在1970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把全部戰鬥人員撤回。那年年底，《生活》雜誌的一位作者說，“從政治上說，尼克松似乎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他必須把美國從越南擺脫出來，否則在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幾乎可以肯定會遇到失敗。”
在越南，克賴頓·艾布拉姆斯將軍採用的戰術是要降低美國傷亡人數。這種戰術和執行大規模的一面搜尋一面殲滅的任務不同，以一個有代表性的日子為例，一次派出不下於一千個巡邏隊，每隊一百到二百人；他們的職責是儘可能殲滅故方的部隊和給養，但要避免流血。“最大的壓力”已為“保護性的反應”所取代；進攻性姿態已變成防禦性姿態。可是，這在華盛頓聽來比實際更為動人。兩支大軍仍然留在戰場上，每支都能重創對方，並且各由愛尋釁的司令員領導著。在7月5日結束的這個有代表性的一週中，公佈的小規模戰鬥只有四十六次，美國兵被殺的卻有155人。但艾布拉姆斯的保守姿態並不能排除隨時爆發大戰的可能性。
這場大戰終於在8月下旬在著名產米區峴港西南的崗巒起伏的山區爆發了。一架直升飛機在那裡墜毀，機上的八個人全都喪命：第196輕步兵旅的兩個連奉命去尋回他們的屍體。就在這時候，有一千個北越人正在那裡集結起來準備襲擊協德的首府。兩軍無意中突然相遇，共軍撤進密佈地堡和戰壕的迷宮中去。當美軍追蹤進擊時，碎牛肉排山的局面又重演了。經過不斷的增援，最後與北越的第二師相對抗的美軍和南越軍達三千人。雙方都爭取佔領一個叫做102山的沼澤中的高地。這場戰鬥直到第196步兵旅的怨氣兵到達高地頂上時才結束——但故軍已全部撤出了。一個美軍軍官說，“這可是老一套了，五天異常猛烈的戰鬥，到第六天上，他們輕輕鬆鬆把一塊地方扔給你。”但是在產米區方面卻出現了新的一套，那可是大為不詳的。第196輕步兵旅的A連不肯服從上級的命今進入迷宮去把墜毀的直升機上的死者帶回來。最後，A連計程車兵們還是去了，但抗命的幽靈卻就此出現，這使得為越南問題引起的喧囂又添了一個刺耳的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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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在談到國內的犯罪率時，把自己的手抬到脖子的高度對記者們說，現在人們“的厭惡情緒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在美國，當時的確已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聯邦調查局報告說，重罪比上年增多了百分之十點六，偷竊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強姦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點八，搶劫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五，還有一種犯罪行為更是一日千里：空中劫持飛機。在1950年到1967年之間，據報各條航線平均每年發生二點三次空中劫持飛機案件。1969年，發生了71組（其中58起都是飛往古巴的飛機）——為上一年的三倍。約翰尼·卡森在全國廣播公司電視臺的《今夜的節目》上說，“空中劫持飛機案件層出不窮，所以有一家航空公司把它的口號改為‘飛啊，飛啊，好啊。’”
各航空公司也的確嘗試過各種辦法。在機場設立標語牌，警告說，空中劫持飛機可以判處死刑，旅客持武器上飛機者將判處徒刑，對旅客可以搜查等等。還要求公眾提出建議。於是有人提出了下列的一些令人難忘的建議：把女服務員訓練來勾引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