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繳付罰款30元或坐監30天”的判決就再也聽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園比較平靜。肯特州立大學的影響明顯可見。《花花公子》雜誌對學生的意見進行的一次調查表明，只有36％的學生講“我現在是要抗議的”，不過即使這些人也還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亞日報》的一位投稿人寫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墮落了，吸毒者的絕望感瀰漫了大半個社會。我們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著新型的立體音樂……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卻不是過著自己的生活。”密執安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約翰·厄利奇說：“許多學生都悲觀失望，離心離德。”然而，厄利奇也說：“更多的學生則仍準備獻身於社會變革。”和過去相比，主要的差別是，積極分子不再在校園裡進行示威了。狂熱分子（他們仍然為數不少）現在愈來愈集中到華盛頓去。使他們發出最響亮的呼聲的原因——戰爭——仍然一成未變。如果說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麼，1971年便是寮國年。此外，這一年還打消了任何認為阮文紹總統統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殘存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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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南越總統競選出現具有吉爾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劇式的情況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選舉。那一次，阮文紹－阮高其這一搭檔取得了勝利，但是，由於有11個候選人參加競選，他們只獲得35％的選票。阮文紹不喜歡那個結局。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覺得丟了面子。這次可不能再那樣了。於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國民議會要求以後希望提名的候選人必須先徵得40名國民議會議員或100名省、市議員表示支援的簽名（如選擇後者，每個地方議會議員的簽名還必須由本省省長連署）。
阮文紹有兩個需要認真對付的對手：一個是阮高其，一個是有人望的楊文明將軍。阮高其和楊文明有個君子協定：彼此互不妨礙。楊文明還說，如果察覺選舉有舞弊情況，他就退出選舉。舞弊的事果然出現：阮文紹的最高法院利用技術細節，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選人資格。楊文明一怒之下，帶著證明阮文紹總統操縱選舉的其他有關措施的證據，訪問了美國大使館，這些材料中有阮文紹通知各省省長收買選票，調動“那些不友好公務人員的工作”，以及投假選票的書面指示。楊文明於是退出了總統競選，並且解釋說，他不能“容忍這出令人作嘔的滑稽劇，其結果會剝奪全體人民實現民主政權的希望並阻礙整個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這樣一來，阮文紹就沒有競選對手了，這局面使他高興，卻使華盛頓感到驚慌。在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議之後，越南最高法院順從地推翻了自己的裁決，承認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還懷疑阮文紹給各省省長的命令，實際上已使競選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競選，把總統稱為“滑稽劇的主角”。選舉如期舉行，這位滑稽劇主角獲得94。3％的選票，其餘為廢票。阮文紹宣稱，人民對他的領導表示如此“令人震驚的”信任，使他深感滿意。但是，現在取得這種代價極高的勝利實在並不是時候。到了年底，美國駐南越部隊的數目將下降到15。8萬人，而阮文紹軍隊獨立作戰的能力卻大可懷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寮國的一次軍事行動更加深了這種懷疑，因為南越原想借此來大振軍威的。為了證明越南化做法切實可行，1。6萬名越南共和國部隊奉命越過非軍事化地區，沿九號公路進入寮國，切斷了胡志明小道。這條神話般的像蜘蛛網一樣的供應通道，那時在某些地段已寬達50英里。在軍事史上，策劃行動的人還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機密的。在這次軍事行動前的幾個星期中，自負的駐西貢美國軍官就對新聞界說明敵人只有兩種選擇餘地：北越人要麼必須放棄在寮國的基地，要麼堅持戰鬥，而如果戰鬥，就會被消滅。為了宣揚這次行動只有本地人參加，在離寮國邊界200碼的九號公路上豎起“美國人員到此止步”的牌子。當記者指出這次行動的代號“杜威峽谷Ⅱ”是個美國名字時，這個代號很快換成了“蘭山719”。
一直伴隨著大張旗鼓的宣傳，“蘭山719”號行動於1971年2月8日發動。第一批報道宣稱取得勝利。軍事記者只知道部隊在緩慢前進，沒有遇到明顯抵抗。一支裝甲部隊在兩週內只前進了11英里。接著就災難臨頭。敵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個最精銳的師發起了攻擊。在西貢，美國副司令官弗雷德裡克·韋蘭德少將承認，南越的損失“比春節攻勢時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