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紹的所謂王牌軍第一師的營指揮官們由於無法前進，請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絕，因為如弗朗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一書裡所說的：“美國司令部和白宮曾經宣稱，越南共和國軍在5月份旱季結束以前將留在寮國並佔據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國軍的高階軍官不敢違背美國人的話。”
第一師的步兵驚慌失措，他們放棄了陣地，炸燬了自己的大炮，奮不顧身地披荊斬棘穿過叢林跑到美國直升機能夠營救他們的林中空地。那一週，美國人在晚間電視新聞節目裡，都看到越南共和國驚慌計程車兵緊緊抓著直升機的滑橇。只是美國空中力量進行干預才避免了全軍覆滅的災難。這場為時45天的戰役結束時，南越部隊的傷亡超過了半數——3800人陣亡，5200人受傷。有八個營失去了戰鬥力。而胡志明小道的運輸量實際上更增加了。尼克松於4月上旬，對全國公眾說：“今晚我可以向各位報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評他的人，指責他侮辱了全國人民的智力。
美國的反戰運動，不可避免地要對此做出反應。4月18日，越南戰爭退伍軍人反戰協會於國會山下紮營，並且在最高法院前設定了糾察線。總統顧問查爾斯·科爾森慌忙組織了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卡爾·麥金太爾牧師又組織了另一個對立面團體——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要求尼克松拋棄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劍”。政府官員們責備新聞評論員沒有為退伍軍人爭取公正和平協會和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進行大力宣傳，因而暴露了他們的左傾情緒，但是，局勢發展得實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聞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約有二十萬名抗議者在華盛頓舉行和平遊行。下一週中，一個“人民院外活動集團”雲集國會山和徵兵司令部，拉住國會議員和兵役當局講述他們的意見。到月底，由於“五一民眾”組織的來臨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動達到了高潮。這個組織，為了實現其公開宣稱的目標——“阻止政府行動”，動用了國際公認的遇險訊號。
“五一民眾”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後來說法不一。該組織的領導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們的理想象徵。甘地肖像印在他們的小冊子、標語、徽章和戰術手冊的封面上，這戰術手冊闡述了進行有組織的和平對抗原則。但是，他們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們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馬路上扔破爛，在交通要道棄置汽車，或躺在汽車前面等等。一向以最為寬和在全國聞名的華盛頓警察，決定採用以溫和的態度使抗議者反而為難，然而這種策略沒有得到實現的機會。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於進攻性的反應。
尼克松選擇司法部長米切爾作為他維護法律的戰術協調人。在1969年11月示威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裡，米切爾曾對他的妻子馬莎說過，和平進軍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國革命黨人。後來，他在一次律師集會上，又爭辯說，政府保護自身的權利必須高於人民保護個人秘密的權利。他當時選擇的例子是說，他認為，政府在必要時得以不經法院的命令竊聽私人電話。“五一民眾”的騷亂，提供了在發生政治分歧的情況下米切爾如何執行法律的又一個例子。根據正常程式，警察要捕人必須先填寫一個表格，寫明被告的姓名、罪行、執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發生的時間和地點等。面對1。2萬～1。5萬名青年人的闖入首都，其中許多人存心要中斷華盛頓的交通，米切爾決定省去他認為煩瑣的公事程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眾”的前鋒正在靠近林肯紀念堂的西波托馬克公園聽搖滾舞音樂會，忽然750名警官，頭戴鋼盔，揮舞警棒，將他們攆到大街上。兩天後，開始了大搏鬥。執法官員接到一項壓倒一切的任務：保持交通暢通無阻。警察、國民警衛隊和正規陸軍部隊用催淚彈和警棍驅散大規模集聚的示威群眾。突擊隊乘軍用直升機在頭頂上盤旋，隨時準備襲擊。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許多人是和平的糾察隊員和旁觀者。這是創紀錄的。四天當中，總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監獄裡容納不下，關不下的人就被置於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場中用柵欄圍起的露天牢營裡。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調子，按著披頭士樂隊《黃色的潛艇》的曲調高唱“上帝保佑美國”，以及“我們都住在集——中——營裡”。僅穿著一件薄雨衣，冷得發抖的斯波克醫師也和他們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紐約被捕，罪名是“五一群眾”的同謀者。他說：“我和華盛頓示威活動的關係，和我同國會爆炸或洛杉磯地震的關係差不多，對這些事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