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爾。
卡斯韋爾的主要條件似乎是他並不富裕，因此他不會象海恩斯沃思一樣，被指責在公司案件的裁決中，牽涉到個人利害衝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條件。一個記者在卡斯韋爾1948年的一篇演說中發現了這樣一句話：“種族隔離是正當的，而且是我國唯一切實可行而正確的生活方式。”一聽到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說這話是“可惡而應受譴責的”。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不管怎樣仍然反對他。接著，查明卡斯韋爾曾積極參與不讓黑人參加塔拉哈西高爾夫俱樂部的運動，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過維護民權運動的律師，而且他的判決在上訴時常被推翻。這最後一件事激發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參議員羅曼·魯斯卡的善意的批評。他對電視記者說，“即使他是一箇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師實在到處都有。難道他們就無權有一個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機會嗎？我們不能要求永遠請到布蘭代斯、卡多薩、弗蘭克福特那樣的人【布蘭代斯（1856－1941年）、卡多薩（1870－1938年）和弗蘭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國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譯者】，我不相信我們能那樣要求，我也不相信我們需要那樣做。”
後來有人問魯斯卡，他說這句話是否感到抱歉。他說，“我的確感到抱歉，我的確感到抱歉。”一個共和黨議會領袖後來說，“我無論到什麼地方總聽到中庸這個詞兒，不管什麼，總是那麼說。你可以看到選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魯斯卡說這句話之前，參議員肯尼迪預測反對卡斯韋爾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則預言反對派所能糾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結果，贊成票是四十五張，反對票是五十一張；主持會議的副總統阿格紐說，“這次提名沒有透過。”兩天之後，生氣的尼克松總統告訴記者說，只要民主黨人控制著參議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個南部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樣嚴格信奉完法的條文。”
這話離他在就職演說中所說，讓我們團結起來的主題是很遠的，但他是有意這麼說的。尼克松已放棄了超黨派態度，開始進行反擊了。這種戰略上的特變己在他對全國人民的一次電視演說中開始，這次演說是他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戰的新的反戰示威而作的。總統說，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為他有“一個完全撤出美國地面戰鬥部隊並代以南越部隊的……計劃”。他稱這個為“越南化計劃”。他說他相信這個計劃會成功，並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數人的支援”。他在對他的批評者的一次攻擊中說：“讓我們為和平而團結起來吧。還讓我們為防止失敗而團結起來吧，因為我們必須知道：北越是不能打敗或羞辱美國的。只有美國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說，他的聽眾中百分之七十七贊成他的演說——不贊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總統甚至以更生動的辭令去打頭陣。這就是後來阿格紐自己所說的“兩極化政治”，蓄意要使總統的批評者陷於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見者攻擊為“一批自稱為知識分子的虛弱而無恥的勢利小人”，把他們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稱為“情慾的寄生蟲”和“思想上的閹人”，因而贏得了尼克松熱烈的祝賀。因為七千萬美國人收看了電視廣播的新聞節目，因為白宮正為關於總統的電視報道愁眉苦瞼，阿格紐就以電視作為他的首要目標。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說時，他大肆攻擊“為數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過一打的新聞廣播員、評論員和影片攝製人”，他們“獨斷地決定影片或新聞評論只有二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可以同公眾見＿面。”這些“未經人民選舉的特權人物”是“一個嚴密的小幫會……享受著經政府認可併發給執照的壟斷權。”他譴責他們曲解了“我們國家尋求國內和平和穩定的努力”。一星期後，他把抨擊的火力對準新聞界，點了《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名，悲嘆“傳達公眾訊息的偉大工具被人壟斷，控制輿論的力量日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廣播網和報紙都連續報道了大量支援阿格紐和譴責“東部自由主義權勢集團”的來信。華盛頓懷疑，阿格紐究竟是在為自己說話，還是在為尼克松說話。休伯特·漢弗萊說，“任何人如果認為副總統能夠採取不同幹總統或其政府的立場，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選中和他在政治上結合起來，那他就希望你對他絕對忠誠。”
斯皮羅·阿格紐的誇誇其談使他成為一個合乎潮流的人物，因為那時正是一個言過共實、虛張聲勢、裝腔作勢、誇誇其談成風的時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