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地在服飾、講話和作鳳方面異於成年人社會，以表現他們的獨特個性。他們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於他們的那種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還有更多後來居上的。這是戰後嬰兒大增的必然結果。1960年時，十四歲到二十四歲的美國人有二千七百萬人。現在，這樣年齡的人有四千萬，整整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們的人數和他們的富裕處境保證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規模得以日益壯大，同時如果他們中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這事馬上就會流行一時。1969年8月15－17日這個週末，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是一個搖滾舞音樂節，人們稱之為“伍德斯托克”節。
實際上這個名稱並不副實。設計併發起這個節日的兩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原來打算把音樂節安排在紐約州赫德遜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舉行，而且已經登出了廣告。可是分割槽規章和當地的反對意見阻撓了他們的計劃，於是他們就只得移到紐約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個叫貝瑟爾的卡特斯基爾山鎮上去舉行，在那裡他們借用了馬克斯·亞斯格的一所佔地六百英畝的牛奶場。發起人希望青年們能找到那個地方。他們希望能拉到五萬個左右顧客，門票七美元一張。
他們大大地低估了這節日的號召力。馬克斯·亞斯格的牛奶場一下子受到了四十萬人的猛烈衝擊。貝瑟爾暫時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圍的各條道路上喧喧嚷嚷，擠滿了被丟下的汽車、摩托車和裝飾著幻境圖畫的微型公共汽車。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爾公路的通道都被車輛堵塞了。向如此擁擠的人群收費是不切實際的，發起人只得放棄原來的主意，因而損失了兩百萬美元。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樂會出毛病的兩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氣。兩場驚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場成為一片沼澤。青年們在塑膠帳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縮在溼透的睡袋裡。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應，甚至衛生裝置也沒有，本來會使伍德斯托克節成為一場災難。
但相反，它卻獲得了大成功。一個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著廣大的人群說，“如果我們希望這次演奏會獲得成功，那你們最好都牢牢記住，在你身邊的小夥子是你的兄弟。”他們真這麼做了。一個警官把那次參加音樂會的聽眾稱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觸過的最有禮貌、最能體諒人而且行動最規矩的一群小夥子。”
最好的幫助來自他們自己的隊伍。從俄勒岡兼程趕來的一個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樂隊的車隊施捨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乾肉湯、燕麥粥和花生米，並設定了醫療帳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個名叫豬莊的群居村裡的一百個社員提供了必要的服務。然而真正使這次集會成功的是那對許許多多人具有磁鐵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藥物。——譯者】搖滾舞。傑弗遜飛機、克里登斯·克利爾沃特復興會、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瓊·貝茲和賈尼斯·喬普林——這些都是他們的崇拜偶像。他們都親自來到了，即使人們不能看到他們，也至少能從放在舞臺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腳手架上的喇叭中聽到他們的聲音。因此，雖然下著大雨並經常有令人惱火的事發生，但是束著束髮帶、穿著喇叭褲、拿著念珠、穿著粗布蠟染村衫的青年人卻使這節日成為一代人的團結的強有力的象徵，以致他們未來的代言人，在談到他們時，稱他們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加強同輩之間的團結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搖滾舞音樂會，但決不是獨一無二的。那年在華盛頓州高階法院批駁了約翰·伯奇協會的一些反對意見之後，在坦尼諾附近的一個大牧場上也舉行過，此外還有在得克薩斯州劉易斯維爾（一個治安官員說，“這群人比達拉斯看足球比賽的那群人好得多。”劉易斯維爾市長告訴記者們說，唯一的問題是一些年紀大一些的得克薩斯人造成的，他們跑來看在加爾扎小榆樹水庫裡游泳的裸體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裡維爾，那邊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裝的熱氣”，“鄉下佬喬伊和魚”和“鐵蝴蝶”等樂隊。
舉行音樂節這種現象，並非只有美國才有。它既然是美國的一種現象，同時當時既然是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搖滾舞的聲音就會在西歐迴響，特別是在英國。於是在英吉利海峽懷特島便出現了“請幫助鮑勃·迪倫壓沉這個懷特島吧”的旗幟。響應這個號召的有當地警察所說十五萬個“服飾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倫本人在音樂開始演奏後三十六小時到達，他穿著一套白衣服，黃襯衫和綠鞋子。一個青年婦女崇拜者脫下衣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