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存在的邪魔外道又當別論；造鉅艦鑄大炮，非為擴張私利破壞他人福祉，但對那些擾亂本國曆史程序的不義無道者又當別論；殖產興業，非為積聚物質財力壓服他國，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業、蹂躪我權力，簡直就是阻礙人類全體的進步，從我國宗教的角度上說，絕不能聽之任之，為此不得已而動干戈，非為殺人，非為略地，非為劫財，而只是為著正義，來懲罰代表著非正義的國民。”鈴木大拙的此種腔調，與日本政府軍部可謂同氣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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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華宗教文化侵略（4）
還有一些僧侶、學者繼續著書立說，系統地為佛教參與侵華戰爭辯護，為“皇道佛教”製造理論根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論點都集中在《佛教與戰爭》、《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護國佛教》等書中。
《佛教與戰爭》出版於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島影盟，兩人都是屬於曹洞宗的佛教學者。上引“國體明和會”的宣告就收錄在該書中。在該書的序文中，作者寫道：“近來，關於戰爭的議論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幾乎還沒有人涉及這個話題。”“而佛教經典中關於佛教與戰爭也沒有說明”，所以兩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觸及原本屬於“風馬牛”的“佛教與戰爭”的問題。他們認為，日本的佛教和中國的佛教很不一樣，“大體上說，###的佛教徒認為，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絕對應該回避戰爭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則認為，出師有名的戰爭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並不預先規定戰爭的善與惡，它不把形而上的戰爭作為問題。以善為目的的戰爭就是善的，以惡為目的的戰爭就是惡的。在積極行動的時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戰爭主義者。”又說：“佛教的戰爭就是作為手段的戰爭，目的是救濟眾生，正確引導眾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援戰爭，就是為了“振興國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國家明朗堅實地得以存續”，當戰爭對於振興國家不可缺少時，“不用說這種戰爭就是至善的戰爭”，雖然在戰爭中會奪取許多單個的生命，但戰爭對於單個人並非沒有好處，但佛教所支援的戰爭，不僅是為了達到國家的目的，也是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因為事實上，“倘若單個的人的目的都達到，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佛教與戰爭》就是這樣振振有詞地從根本上顛覆了佛教的教義，實際上也就是將“日本佛教”與“侵略戰爭”畫上了等號。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還有一個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寫了一本《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的書，提出了和《佛教與戰爭》一書基本相似的看法。據該書序文的自我介紹，古川碓悟是當時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響的學者，還常在廣播中發表有關佛教的評論。“我國思想界的最大指導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極的態度，同時要成為世界上的轉輪聖王王國，還需要依靠實力救濟者‘道之國日本’的推動。”他認為，經“日本之道”將佛教改造過的日本“是現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國”。那麼，“日本之道”如何將佛教改造過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認殺生的可能性，承認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認為，日本的佛教屬於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為了護法而容忍殺戮——
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殺生這一戒律，是絕對不可能的，同樣的，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否定殺人的舉動也是不合常識的，假如一味固執於不殺生，那人類社會就一天也不能維持。（《日本的躍進與新大乘佛教》第108頁）
“日本的佛教”就是這樣，堂而皇之、振振有詞地放棄了佛教關於“不殺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張殺生也就成為那時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徵。連佛教和尚都如此公開叫嚷殺人，日本對中國人民大開殺戒，也便百無禁忌了。古川強調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正義戰”，在他看來之所以是“正義戰”，就是因為日本的開戰是為了在世界上建立“淨佛國土”，就是因為這場戰爭“不僅對我國、對東洋、對全世界，而且對###國本身都有好處”；“如今我國靠著〔佛教〕這把利劍在滿蒙建設了第二個神國，很快就要在###、在印度建設神國”，日本將世界都變成“佛教所說的淨佛國土也絕不是幻想”。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籲：“全國的佛教徒啊，憤然而起，參與這千載難逢的聖業吧！國際聯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現在箭已離弦，不容有絲毫的猶豫，斷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