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侵略的另一本書是《護國宗教》，1938年1月由大倉精神研究所發行。該書由四篇長文構成。其中，《日本佛教與國體觀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開頭就為天皇和皇室大唱頌歌，特別稱讚決定在日本設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來證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關係，並說明佛教應該成為日本天皇制國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護國佛教》一書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鎮護國家》，出自原大正大學（一所佛教大學，由淨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設立）學長福田堯穎（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強調，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中國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歷代天皇的恩寵，“它深深地立足於日本的國民性……成為鎮護國家的宗教”。《護國宗教》中還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淨土宗僧侶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這篇文章最長，在論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聲稱，佛教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中國都以失敗而告終，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釋尊在世時的佛教”，因而具有純粹性，比其他亞洲國家的佛教都更優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潰，而###的佛教與國家的發展方向相反也崩潰了，只不過還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遺蹟罷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國土上得到了豐富的滋養，才實現了佛教本來希望達到的一切”。他寫道：“佛教作為日本佛教而發達，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別是歷代天皇以身作則，身體力行……這種以天皇、皇室為中心建立起來的佛教，在外國是看不到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皇道佛教。”就這樣，《日本佛教與國體觀念》一書將原本救度眾生、厭離塵世的佛教，與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國體聯絡在了一起，並被概括為“皇道佛教”，這就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詔”、服務於侵略戰爭找到了理論根據。
日本對華宗教文化侵略（5）
日本佛教不僅為日本的侵略戰爭“護持”，甚至還可以成為發動戰爭的“根據”與藉口。“九·一八”事變的主要策劃者、佛教日蓮宗信徒石原莞爾（1889～1949）就從日蓮宗創始人日蓮上人的預言中受到啟發，在題為《最終戰爭論》一書中，提出了所謂“最終戰爭論”。他預言，日本必將與美國打一場大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代表東方文明，美國代表西方文明，透過這場戰爭來決定究竟是由美國總統還是由日本天皇來統治世界；在這場戰爭中，美國必敗，日本天皇將成為世界的天皇。這種藉助佛教釋出所謂預言，進行稱霸世界的戰爭叫囂，在世界各國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吧。
三、佛教及其他日本宗教在淪陷區的宗教侵略
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偽滿洲國傀儡政權登場，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滿洲”過程中日益發揮作用，許多教派制定了詳細的“佈教方策”，並在軍部政府的指導下向滿洲派遣大量的佈教人員。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長髮布“教諭”，稱：“扶持滿洲建國之宏圖，開闢治化要道，作為我帝國的責務，可成東洋和平之契機。我宗素來體現正統佛法，遵守兩祖遺訓，祈求皇祖長久，希望國運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滿洲擴張的意願。同年，真宗大谷派設立“滿洲拓事講習所”，向滿洲派遣所謂“滿洲開拓屯田僧”、“志在滿洲國的開拓和開教的有為人才”。也是在這一年，在駐哈爾濱特務機關橋本欣無郎的提議下，成立了“哈爾濱宗教聯合會”，並在日軍特務機關直接控制下進行活動。七七事變前夕，又成立了規模更大的“滿洲國佛教總會”，日本軍部及其傀儡政府透過這個“總會”，進一步強化了對佛教的統制。據1934年底“滿洲國文教部宗教科”的調查統計，到1934年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東寺、新義真言智山派、新義真言豐山派、淨土宗、曹洞宗、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興正寺派、本門法華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滿洲”開設了約一百五十座佛寺，佈教人員二百多人。1935年，日蓮宗“管長”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滿洲”與陸軍中將四天王延孝一起“謁見”溥儀，稱法華宗要為“日滿提攜”盡力。
七七事變後，隨著日本武力侵華的全面展開，日本佛教界也表現出了更加活躍的態勢。據中濃教篤《佛教的亞細亞傳道和殖民主義·戰時下的佛教》（國書刊行會1977年版）一書記載，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國宗教界釋出了題為《關於###佈教的基本方針》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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