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我，所殫精竭慮，誰能解我心者！只待明君出世，而後見用也”。只有把實施希望寄予未來，希望“將來之英主，有鞭撻宇內之志向者，先讀此書”。提出侵略亞洲狂妄計劃的吉田松陰，卻在二十九歲時因涉嫌暗殺被幕府判處死刑。在1857年就主張將滿洲、朝鮮“併入”日本，“將美國作（日本的）一個東藩，變西洋為我所屬，使俄國為我小兄弟”的橋本左內，最終也被幕府政府處死。還有那位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系統提出“日本改造計劃”、並把侵略中國納入整個“改造”計劃的日本天皇製法西斯主義理論家、民間武士“浪人”北一輝，也因參與策劃暗殺而在1936年被日本政府處死。又如，在日俄戰爭爆發的四年前，即1900年，有六名博士（一說七位，博士在當年很稀少並極受重視）聯名給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建議書，向當時的首相山縣有朋提出了日本應儘快打進滿洲，對當時及後來的政府決策無疑起了重要推動作用。不久，博士們又聯名給政府上書，主張日本應獨霸滿洲，應當在滿洲和俄國開戰。據當時的《東京日日新聞》1900年6月21日報道：“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教授戶水寬人等五六位，關於外交問題開始了熱心的活動，他們向當局提出了建議書……他們認為現在是和俄國開戰的最好時機，如果失掉了這個機會，恐今後再無戰機云云。好事者皆贊同諸位的看法，並十分樂觀其成。”幾天後，該報及其他幾家報紙全文登載了這份建議書，逗得日本社會眾多“好事者”躍躍欲試。此事被後來的史學研究稱為“七博士事件”。此後，在日本一般國民中“開戰”的輿論逐漸佔據上風，而反戰論則成為少數派。可見民間學者文人的輿論對戰爭的引導作用如何巨大。這其中的蘊含也十分值得探究。
本書簡介（4）
記得德國思想家卡爾·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任何一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現在我們換一個角度似乎也可以說：任何一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有思想能力的那些人的思想，而任何一個時代“有思想能力”的人，都主要是那些被稱為學者和文化人的一群。在日本近現代史上，“侵華”問題之所以成為“思想文化”課題，與許多文人學者在思想文化和學術研究的平臺上對這個問題的反覆“研究”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有關中國的研究中，直接或間接地為侵華服務的所謂研究成果陸陸續續大量推出。例如，在中國歷史研究（日本當時稱為“###史”研究）中，有不少學者自覺自願地使自己的研究服務於侵華的現實需要。他們努力從歷史上尋找侵華的理論根據，為日本的侵華獻計獻策，並極力將日本對華侵略合法化。這些所謂的“研究”事實上構成了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一個重要方式和途徑，有的甚至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充當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前鋒，這些都在日本“###史”、“東洋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內藤湖南、白鳥庫吉、桑原騭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巖、秋澤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體現出來。特別是在日本侵華和中國抗日的大背景下，日本學術界十分熱衷所謂“###國民性研究”，其中有不少人恣意描畫自己心目中的醜陋的中國人形象。他們將人性中一切負面和醜惡的東西都加於中國“國民性”中，認為中國人保守、頑固、愚昧、野蠻、骯髒、貪婪、好色、奢侈、懶惰、自大、虛偽、排外、殘忍、變態、不團結、無國家觀念等等，斷言“###國民性”已經徹底墮落，成了一個“老廢的民族”，並進而運用這些“結論”來為日本侵華辯護，胡說中國人民的抗日行為都是受惡劣的國民性所驅動，聲稱日本侵華是用日本人優秀的國民性來改造###人惡劣的國民性。在此情況下，日本的“###國民性研究”實際上也已經成為對華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環。總之，日本的侵華，往往是“有思想能力”的學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設想、加以論證，並首先在民間製造輿論，然後思想輿論一旦形成，則影響政府決策，並由政府來加以實施。這就是近代日本福澤諭吉所不斷鼓吹的所謂“官民一致”的思想政治體制的特點。在任何一個社會，學者文化人作為“有思想能力和表達能力的人”，作為一個民族的“頭腦”部分，對民族、對國家都負有特殊責任。在日本這樣一個以尊重知識、尊重學問而自豪的國家，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影響就顯得更為重要。以侵華戰爭而言，從總體上看，最早、最系統地提出侵華設想的是民間學者文化人；為日本侵華製造理論根據並將侵略加以美化的，也是學者和文化人；在日本不斷擴大、並最終全面發動侵略戰爭期間，登上中國土地而實施文化侵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