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際，未嘗預謀”即採取旁觀默許的態度；晉取代魏之後，他被封為“安平王”。如前所述，備受尊寵，卻從未辭讓過；當司馬炎以“家人禮，親奉觴上壽”時，他作為叔祖，完全可以“家人禮”對待，但當“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卻是以“君臣禮”尊奉新朝君主，說明他是承認新王朝，作為新王朝之大臣而坦然接受封爵的。以上事實，足以揭穿他以“魏之純臣、貞士”標榜的偽善面目。（文章部分摘自《政治舞臺上的特級演員司馬孚》塗宗濤）
有人認為算是魏國之忠臣。主要有以下原因。
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政變，將曹爽兄弟及其黨羽誅殺。作為司馬家族的重要成員，司馬孚也參加了此次行動，其任務是與司馬師一起屯兵司馬門。事發之前，連司馬昭都不清楚，可見此次行動之詭秘。在這種情況下，司馬孚雖身預其中，但頂多算一個參加者，不可能參與機謀，事實上他也沒有參與機謀。
曹芳被廢后，垂涕與太后分別，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垂涕”。這裡特別提到司馬孚，恐怕不是一般敘述的需要。司馬孚先侍佐曹植，後又侍佐曹丕、曹睿、曹芳三代魏主，在每一任上，他皆“內弘道義，外闡忠貞。”廢曹芳則純為別有用心，司馬孚即使不知內幕，但憑其政治敏感性，他也是會覺察到這一切的。只可惜他是司馬家族中人，又“性至慎”，在此時此境下，他只能以“悲不自勝”的心情來送送魏主。這說明司馬孚的行為並非作假，實是發自內心。也許正因為此，司馬孚在此後不久，即被遣西鎮關中而離開京師。
甘露五年，曹髦被司馬昭所殺，暴屍街頭。其時，百官莫敢奔赴，只有司馬孚來到少帝身邊，“枕屍於股，哭之慟”，說“殺陛下者臣之罪”．並要求懲辦“主者”。 當太后下令以平民的禮節安葬曹髦（注：司馬昭借太后之名稱曹髦有不孝的舉動，有罪不配為帝，以掩飾弒君之過），司馬孚同群公上表，請求改以王禮安葬，得到批准。親曹勢力大勢已去，還沒有回天之力，司馬孚又能如何！況且在這場拼殺中，利益最大的得主又是他司馬家族。
公元265年，司馬炎迫魏帝曹奐退位為陳留王，自稱皇帝，建立晉朝。一方歡樂一方愁。當司馬炎滿懷喜悅準備即位時，陳留王被遷金墉城。在這淒冷之時，又是司馬孚前去與陳留王拜辭。但此次的拜辭不同於前幾次，那時是曹魏天下，這次卻是大晉王朝了。儘管如此，司馬孚還是沒忘表白心跡，他拉著陳留王的手，痛哭流涕，欷覷再三，不能自勝，說：“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晉朝建立後，司馬孚因年老輩高，備受恩寵，但他“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在臨終遺令中，他寫道：“魏朝的忠貞不移的人士、河內人司馬孚，字叔達，不像伊尹，不像周公，不像伯夷，不像柳下惠，但是立身行道，始終如一。應當穿上平時的衣服，用樸素的棺材裝殮。”這是他對自己的蓋棺論定，也是他最後對曹魏的心靈自白。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司馬孚的一生心向魏室，雖然高平陵之變後，特殊的環境使他陷入矛盾和痛苦中，但能在“廢立之際，未嘗預謀”，而且“立身行道，始終若一。”他的所作所為可以證明，在司馬家族中，他還是稱得上“魏之純臣”的。自然，他也就成了魏晉擅代之際司馬家族中的別樣人。（文章部分摘自《簡論魏晉之際的司馬孚》羅英俠）
要分析評價一個人，首先要進入當時的社會環境，不要用很現代的眼光去看待他媽，此時的看法並不能夠代表彼時的想法。
在當時，人的價值觀排第一的是守孝，第二才是忠君、報效朝廷之類的說教，不然曹操也不會以不孝的罪名把孔融給殺了，而且眾人還無話可說。
按照歷來的權力鬥爭過程來看，在一個朝代中，不能夠有一個家族的勢力威脅到皇族的安全，鑑於司馬家族的強大勢力，曹爽已經開始提防和準備除掉司馬家族了，只是由於司馬懿是奧斯卡小金人的獲得者，足夠的會演戲，曹爽足夠的傻，司馬家才沒有立刻被剷除掉。
按照權力鬥爭的宿命論，曹家與司馬家必須會有一個滅亡的，皇位的權利鬥爭中，沒有雙贏的概念。在司馬家與曹家的權利鬥爭中，司馬孚作為司馬家族重要的一份子，走在了人生的米字路口，他有N條路可以選擇。
A、反對謀反。向司馬懿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陳述謀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管曹家將來如何對待我們，我們都要聽之任之，決不能辜負曹家對我們的知遇之恩。但是，以他個人的威望和實力，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