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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後的一聲吶喊，猶如杜鵑滴滴啼血。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最後，她成為魯迅的遺物，而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妻子。嗚呼悲哉！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其一種冷遇與痛苦，直接來自魯迅。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陪著作一世的犧牲”，但他後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僕，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終其一生，魯迅對她敬重有餘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於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個。
魯迅與四個女性（3）
（附：這時期，魯迅寫作《吶喊》、《野草》，有滿腔的憂憤與苦悶，希望與絕望。此間，他寫及的女性形象多為很有生物爆發力的，並且語感緊繃，姿態壓抑肅然。）
二、魯迅與羽太信子
學者孫鬱說：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從八道灣遷至西三條衚衕，是魯迅大家庭理想的破滅，從此，他與多年相敬相親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魯迅與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魯迅對二弟的照顧與啟蒙，真真切切地“長兄如父”。周母曾說：“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愛，曾經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兄弟永不分家。”關於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雲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導因是因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絕交信：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兩人此段時間裡的日記都語焉不詳。周作人事後撕去兩頁日記，對箇中原委，周作人說：“不辯解。”“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多年來，有眾多學者或好事者紛紛揣測魯迅與羽太之間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饒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當年魯迅與周作人留學日本寄住“伍舍”時，羽太是他們的使女。據說，此女出身貧寒卻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與她結婚，1911年，攜妻歸國。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膚豐美，略有幾分姿色。又據說，患有歇斯底里症與臆想症。癔病發作時，如譫如囈。
在魯迅好友許壽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憶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為信子持家揮霍，又不滿魯迅的“家長”地位，而“啟孟（周作人）真昏”，聽信婦人讒言。當年魯迅在*的薪金每月300元，還有講課、稿費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輟筆耕，兩人的收入比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時時拮据，月月虧空。魯迅整日勞頓，出門坐的是黃包車。而作人與信子一家，出入動輒轎車，奴僕成群，極盡奢華。魯迅曾感嘆，自己黃包車運來的，怎敵得轎車運走的？
魯迅從八道灣搬出後，昏迷高燒數月。直到1936年臨終前，給母親的遺書中還在說：他是被八道灣驅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說：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魯迅的憂憤，曲折地寫在新編歷史小說《奔月》中，發表時，筆名為宴之敖。他解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他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的。小說中，把嫦娥刻畫成一個抱怨吃“烏鴉炸醬麵”而獨自吞服仙藥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