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人，撰文抨擊魯迅此舉是“一個道貌岸然者的‘*’私奔”；一封署名為“崇拜魯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則說：“魯迅先生，昨與某某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髮生關係……此事關係先生令名及私德，於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儘管，許廣平訂下了同居契約：“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著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著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沒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麼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魯迅在兩人結合的初始，仍帶著肉身的沉重與思想的禁錮，“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倫理”（劉小楓語）。他向朋友介紹許廣平時，稱其為自己的“助手”。朋友許欽文邀他們到杭州，為他們補度蜜月，魯迅卻讓人預定了一個3人間，囑咐許欽文：“白天有事，你儘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這裡來！”於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別扭：魯迅與許廣平分睡兩邊床，許欽文作隔山，睡在中間床。
當然，沐浴在愛情中，魯迅也煥發出一股子少年狂。一次，在越秀山遊玩，魯迅忽然要抒發愛情與青春的衝動，他在許廣平及幾個朋友面前意氣風發，縱身一躍，跳入身前的一個小土堆。但是結局很尷尬，他碰傷了自己的腳，一拐一拐地出來，數月難癒合——畢竟年歲不饒人啊。
在許廣平懷孕5個月後，他們終於向親朋好友公開了同居事實。
1929年9月，海嬰誕生。魯迅以一個丈夫與父親的身份，沉浸在歡悅之中。那日清晨，魯迅手持一棵小松樹，把祈福與感恩之心，輕輕放在母子倆的床邊。
生命的怒放與生命延續之喜悅，催開了魯迅性情中極為溫柔的一面。他用溫度計給海嬰的洗澡水量溫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給日本醫生坪井寫《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魯迅與四個女性（6）
魯迅在《芥子園畫譜》上題詩致許廣平：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在魯迅的生命中，許廣平充當了諸多角色：學生，秘書，精神戰友，生活伴侶。在生活與工作上，物質與精神上，承擔起了事無鉅細的責任。為魯迅查資料，找參考，抄稿，記錄談話，保管文稿，接待來客，打理家務，安排生活用度……
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做一個文學家的妻子，是很難的。”除了形而下的難，還有形而上的難。正如卡夫卡先後兩次與菲莉斯訂婚又解約，菲莉斯事實上充當了一個犧牲品的角色。作家對愛情雖是渴望，但對婚姻卻有一種天性上的拒絕。作為一個嚴格要求獨立精神與個人私密創作空間的異類，他難以接納同一個人（即使是“妻子”）長期侵入到他的空間之中。劉小楓解釋卡夫卡兩次解除婚約，便是要掐斷與外界的頻道，“保持自己的天堂”。而魯迅，早在《傷逝》裡，就安排了子君的離開與死去，也正是一個作家（涓生或魯迅）在遭遇“存在與愛情”困境時，表現出的自私與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會客，魯迅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放在了創作上，夜以繼日，焚燒自我。就其情感生活來說，從一個愛情虛無主義者與愛情懷疑論者，到在一樁婚姻中相安近10年，這不能不說是降臨在“絕望的存在者”魯迅身上的一個奇蹟。當然，也是因為許廣平的福祗降臨於魯迅——“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
（附：這時期，魯迅寫《朝花夕拾》，其中《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等散文流露出莞爾的天真、盎然的春意，語感放鬆溫暖，有魯迅文字生涯中珍稀的“愛的芬芳”，是魯迅性情中極為溫柔的一面。）
四、魯迅與蕭紅
魯迅晚年重病臥床時，既不能看報，也不能看書，只能安靜地躺著。但有一張小畫，是他放在枕畔不斷看著的。這是一張木刻畫，畫上有一個穿大長裙子的女人，飛舞著翩翩的長髮，迎風蕭蕭而奔跑，在她的腳邊，盛開著一叢紅玫瑰。
蕭紅問許廣平：魯迅先生有很多畫，為什麼只選了這張放在枕邊？許廣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聰明人，心裡也許都有所思，但不便於說出來。
近年來，有許多重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