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舅母的心思是不傷害同事。顯然舅母比我更有理。
父親是聽過我的暗示的，為什麼還要託人介紹？看來他只是首肯我的情趣不流於俗，而忽略了我的暗示。後來他對舅母解釋：“培恕有一點變化，現在是外圓內方。”
我還有我的哥哥梁培寬在那個年代裡都不得不跟他劃分界線，但我們是既有界線又有聯絡……
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或者說我的父輩們影響非常大。那個時候父親是反動派，我還有我的哥哥梁培寬在那個年代裡都不得不跟他劃分界線。但是我是他的兒子啊，而且他的反動也不是真反動，是別人給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們是既有界線又有聯絡。
梁漱溟：最後一個大儒的人生側面（3）
所謂劃清界線就是在經濟上沒有來往，政治認識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場，生活上就更不能有“親密接觸”了。我和哥哥每週六、週日到他那裡，有時在他那裡呆三四個小時，有時呆大半天。偶然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下班之後就騎腳踏車趕到他那裡。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這三十年裡，我們都沒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體上怎麼生活。
當時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裡去。上次你採訪張燕妮不知道她說到過沒有？（記者插話說，說起過，張老師說起梁先生當時到張先生家裡去，就給張先生打電話，說讓大嫂給我準備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寬到父親那裡，看到屋子裡掛了一幅裱好的對聯，父親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上聯是寫給我們兄弟兩個的，意思是說他對我們兩個的感情是不用說的。建國後的歷次運動雖然造成了我們與父親的距離，但是父子之間的情誼很默契。
毛澤東見到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梁先生這次到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國之後父親退出政治舞臺，世人多認為是因為父親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說觸犯了毛澤東，被迫離開政治。其實並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親就寫信讓周恩來轉交毛澤東，表達了自己不想參加聯合政府，只想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志向。但是當時毛澤東不同意，他對父親說，搞政治與搞研究並不妨礙，你可以一邊做聯合政府的成員，一方面搞你的學術研究。作為父親多年老朋友的周恩來說得更直接：我們一起把蔣介石逼得放開了政權，讓大家都可以在政府裡享有一定的權力，你怎麼可以退出呢？
父親最終並沒有如願，一方面是兩位老朋友的盛情難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的形勢所迫。當時民盟沒有秘書長，有些人想當，但是別人卻不願意讓他們當，而父親不想當卻偏偏推託不掉。所以父親答應在民盟暫時當三個月的秘書長，可是三月之後父親依然無法脫身政治。
1949年3月，父親到了北京。毛澤東見到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梁先生這次到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吧？父親回答說：像我這樣的人，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嗎？當時毛澤東就有些不高興，但是他的不滿一直剋制到了1953年才發作。父親當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參加政府，就落到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當時父親的想法，可謂天真極了。
到了1953年，毛澤東的不滿淋漓盡致地發揮了出來。這之後，父親的處境可想而知，在那個時代，很多知識分子被迫耗費了自己治學的時間，但是對於父親來說，那卻是個耕耘和收穫的年代，他陸續完成了《人心與人生》、《中國——理性之國》等著作。《人生與人心》是父親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在我的理解中，父親是個不喜歡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親彌留之際，最關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後交由梁欽東（我的兒子）儲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親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們幫助，同時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時候，父親已經七十多歲了。當時劃清界線、早請示、晚彙報那一套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嚴重了，雖然沒有人說那些東西是錯誤的，但是基本上沒有人遵守了，無形中也就不存在了。當時父親住在一個一居室裡面，他和繼母一人住一個屋子。我過去也沒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頻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繼母去世之後，我和梁培寬下班之後輪流過去陪他一起住。後來哥哥梁培寬的兒子也過去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