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與洪福堂共事。
果不期然民國十八年1月1日，南京政府召開“國軍編遣會議”。《中央日報》發表評論稱：北伐完成之際，國民革命軍實際已擴充至八十四個軍，三百個師，兵員總數超過二百二十萬人，而東北、四川、雲南等地方軍隊尚未包括在內。彼時國家年度收入總額為四憶五千萬圓，但須逐年償還滿清和軍閥政府留下的外債一億圓，實際可資用者大約三億五千萬圓，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於軍費。“中華民國意在軍隊國家化和削減軍隊及軍費的決策，無疑十分正確。”蔣介石也在國軍編遣會議上發言：“軍費佔了全國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國家是一定要破產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這個國家就象滅亡了一樣了……現在我們軍費的總數已經佔了十分之八了；我們國家就是不能建設，經濟亦沒有一點基礎，民生問題無法解決……我們把國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決下來，國家經濟才可以穩定；經濟穩定之後，政治和社會才可以上軌道。”然而，蔣介石在上面說，下面聽者胡漢民、戴季陶、孫科、王寵惠、吳稚暉、朱培德、宋子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都昏昏欲睡，關心的只是自己的部隊在裁撤之內，能有多大餘地。當時的軍隊雖然統稱為國民革命軍，但在各軍將領中，軍閥的派別仍多有承襲。為了保住自己的實力，各派系都加緊活動。
鄧世耀派吳一甲就鄧世榮等國民黨###意見，跟馮說了，馮還不在意。在當時，包括馮在內的各派系都覺得蔣按集團軍編制改編部隊，沒有不妥，頂多蔣只能控制八個編遣部隊中的四個，但是，鄧世榮從內部渠道得知，蔣派壓力很大，勢必要清除馮、閻、李等派系。等到蔣介石宣佈成立編遣委員會，制定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式大綱》後，鄧世榮即告之鄧世耀，稱蔣之決心已定。大綱規定：“從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力都收歸中央。將由國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各部隊只能在原地駐紮，聽候點編。”吳一甲立即電告馮，如若按此辦法，馮只能就任國民黨部委員，勢力將蕩然無存。
會議開到這個時候，馮跟閻、李通氣，兩人也覺得甚是道理，才頓時醒悟，自覺上了蔣介石的圈套。但是進行程式大綱已經制定，更改已無可能，閻、李一時成了啞巴，取消極抵抗態度。馮玉祥即召吳一甲面商對策，吳說莫如提議暫不編遣，以拖延時間，或可以後圖戰。於是第二天，馮提出動議：“現在剛剛打完仗，應當休整一個時期再編遣。”馮的動議贏得一片贊同聲。蔣介石眼見一時難以使各實力派就範，只得同意暫不編遣。十八年1月26日，編遣會議在一片吵鬧聲中無果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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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黃天明赴上海散心。鄧世榮盛情款待他， “編遣會議，總之是一個大失敗”，黃天明說：根本原因是蔣介石受中央軍壓力，既不對4個集團軍實施平均裁軍，也不是第一集團軍先裁軍，而是編遣軍隊只遣他人，裁撤兵員，只裁他人。蔣介石的裁軍充分暴露了中央派系的盲目坐大，野心膨脹，妄圖以武力逼實力派就範，要馮、閻、李交出兵權，蔣自己則把軍隊作為實施黨內獨裁的本錢。黃天明則說：蔣介石為人相當複雜，他一方面想與各派軍閥和平共處，甚至多次提出下野來避免軍閥戰爭，但是在中央軍的野心膨脹、磨刀霍霍之時，他沒有在正確的時間以退為進，而是順從手下透過編遣軍隊的辦法來達到削弱和消滅異己、擴充自己力量的目的，這充分體現了他是軍人的本質。鄧世榮則笑著說：在黨內###的反對下，中央軍不僅沒有達到編遣呼派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派新軍與蔣介石的矛盾。黃天明也點頭稱是：辛亥前，因謀炸清攝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衛，自武漢政府併入南京後，一直在各派系中活動，或可以借其號召力，成為反對編遣的藉口。鄧世榮說：馮、李、閻諸部軍隊眾多，打也是編，不打也是編，莫如打中求編，使中央軍知難而退，或可全保。只是以汪為主，恐其反覆，不得要領。黃天明嘆惜道：臨時抱佛腳，無善始善終之意，終非合作之物件。鄧世榮安慰他：王建光當然知反不過是試試中央軍的銳氣，但是以情報人員的作用，絕不可使好戰之軍人，輕視之，如各派諳啞無聲，情報部門與保密部門早晚在裁撤之內。黃天明說：王建光提出安撫各派條件，放在蔣公案頭，不知何日可批照下來，中央軍不付出血的代價，是不會知難而退的；再說湘軍另一重要人物李漢如也表示，面對即將編遣的命運，他全力支援部將以死抗爭，以爭取黨內支援。
十八年2月21日，為北伐作出重